银川东环综合批发市场商户关门歇业。苏克龙　陈勇摄

　　调查动机

　　从7月30日开始，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经营户中间就相互传播有暗访组要来银川打假，且处罚极重的消息，银川市3000多家商户骤然关门歇业。随后，银川市相关部门称，“打假处罚”一说纯属谣言。“打假”谣言从何而来？为何能引发如此大的震动？《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本报记者 申东

　　听闻某机构将派人来宁夏回族自治区打假的传言，自8月初开始，宁夏银川市东方商城、东环批发市场、兴隆水暖市场等市场的数千家商户相继关门歇业。据初步统计，此次“打假风波”涉及3000多家商户，每天损失交易额达3000多万元。为此，银川市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辟谣，并责成公安、工商、质监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目前，在相关部门的澄清和动员下，绝大部分商户已陆续开门营业。

　　3000多家商户骤然关门

　　8月1日11时许，李先生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赶到银川国际机电城购买配件，却发现机电城内的商铺大面积关门歇业。《法制日报》记者随后也不断接到群众电话，反映银川市丽景街、长城东路、清河街等经营水暖建材、机电五金市场的众多商户也“闭门谢客”。

　　当天16时许，记者在银川市立达机电市场看到，市场内绝大多数商户已经关门。从事水暖建材生意的徐先生告诉记者，7月30日上午，不少商铺老板开始疯传一个消息——“双打”行动工作组近期已抵达银川，这两天将对市场进行全面检查，如果查出质量问题，将面临数十万元的罚款。为了躲避检查，商户纷纷选择关门离开。

　　当天，记者在银川东方商城、温州商城等地看到，很多经营机电、化妆品的摊位都未营业。

　　据徐先生介绍，他的商铺每天销售额在5000元以上，生意好时，销售额达2万多元。关门3天，他损失纯利润和房费等日常开销共计1万多元。尽管天天“亏本”，徐先生依然选择“关门”，因为“总比重罚、封门强”。

　　《法制日报》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关于数千商户突然大面积歇业的原因，有多个版本。据银川市机电市场管理者李经理介绍，这个市场的经营户从甘肃省兰州市得到信息，国家有关部门的一个市场检查组曾在兰州检查，相关市场歇业一周。7月28日晚上，这个检查组抵达银川，7月29日已在银川南门检查，机电市场的一个商户因为售假被处罚了80万元……由此，银川市诸多商户产生恐慌情绪，机电市场95%的商家关门，引发周边各类市场大面积店铺歇业。

　　长城装饰市场管理部哈副主任告诉记者，从7月29日上午开始，这个市场陆续有商户关门，7月30日约有45%的商户关门，随即波及市场各个行业。而歇业原因，传说是有关部门组成的检查组调查银川市场机电、化妆品、建材三类商品，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商家将受重罚。还有商户反映，是“宁夏质量万里行”在暗访，检查人员发现问题则重罚重扣，不交钱就曝光。

　　“打假”谣言击中谁的软肋

　　据银川市相关部门初步统计，此事涉及银川市3000多家商户，每天交易额损失达3000多万元，并影响到银川市及周边地区建筑工地施工。

　　“质监打假”的消息是否真实？这一消息又源自何处？

　　对于“宁夏质量万里行重罚重扣”的消息，中国质量万里行宁夏工作站负责人赵建仁介绍，该工作站近期确实暗访过银川市电线、电缆及保温材料市场，工作人员共暗访188家商户，发现未达标的电线、电缆占到一半，其中在银川万达广场，10000米的烟道竟然是三无产品。对此，中国质量万里行宁夏工作站向有关部门反映，准备与工商、质监等部门一起打假，谁知道消息提前泄露，一些市场的商户竟纷纷闭门歇业。他同时表示，即使打假，该工作站也不具备执法权与处罚权。

　　近日，宁夏工商、质监等多个部门对此事调查核实后表示，目前并没有接到任何关于“双打”行动的通知。据自治区质监局政策法规与执法监督处处长陈彩勤介绍，此事发生后，他们立即与国家相关部门及自治区工商、建设等部门联系核实，得知相关部门都没有组织相关检查。同时，工商、质监等多个部门正积极向商户解释，消除谣言，并与公安、建设等部门联合调查信息源。而银川市工商部门也向温州商城等经营户发出紧急通知：所有检查都应有工商部门的配合，商户不要听信传言，可以合法销售。

　　一则关于政府部门将在银川市场开展“质监打假”活动的谣言，为何引发如此严重的恐慌？这听起来有点像黑色幽默，让人哭笑不得。有关部门表示，此事反映出银川市场一些深层次问题，例如，建材等市场质量保证体系不完整，产品质量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商户确实存在“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行为，无法“理直气壮”地接受检查，试图以“闭门谢客”的方式逃避质量检查。同时，也暴露出商户法律素养亟待提高，商户普遍缺乏对行政执法主体、执法人员、程序、行政处罚、执行等方面的法律常识。

　　有关部门认为，商户们通过关门歇业这种断腕式的手法来规避检查，还暴露出运动式执法给公众留下的“深刻印象”。事实早就证明，“联合执法”、“集中整治”这些应急式的执法，纵然在每次具体执法中能捞到几条大鱼，但其效用也越来越低。违法者们早已习惯了“三月来、四月走”的模式。“集中整治”后，问题仍得不到根本解决，反而掩盖了日常监管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