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8月10日报道：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几天后，李文玉通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微博)给灾区捐了一笔钱。这位36岁的IT工程师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灾民的痛苦，帮助他们度过也许是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她要了一张收据，并且在个人网银账户里收到了有关的捐款信息。尽管红十字会从来没有告诉过她任何有关捐款如何开支的消息，她还是相信这个全国最大的紧急救援基金会——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今年6月“郭美美事件”爆发之前。

　　丑闻的开端适于一个ID为“郭美美baby”的网友在微博上炫富。她自称“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在新浪微博上晒出照片，展示自己的爱马仕手提包和白色玛莎拉蒂跑车。照片在网上传播开来以后，红十字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郭美美baby”事后承认自己编造了这样一个头衔，但是红十字会的名誉已经受到严重损害。虽然红十字会发表声明称，该机构没有“商业总经理”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却没有拿出财务数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我觉得自己被骗了，”李文玉说。“这件事改变了我对基金会的看法。以后我要是再捐款，会选择港台地区那些更透明的慈善组织，或者干脆把钱直接送到捐助对象手里。”

　　为了尽快平息公众的愤怒，红十字会总会加班加点，于7月31日在官方网站上推出了一个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平台上线以后，由于部分信息有误，再次遭到网民的质疑和批评。

　　有网友发现，在青海玉树灾后捐建项目中，有两家妇幼保健院总投资额一样，建筑面积却相差了5倍。青海省红十字会解释称，该机构一名工作人员对玉树捐建项目情况不熟悉，在电脑中错误输入了另一项目的信息，之后没有将材料送交主管领导审阅就直接报送给了总会。该机构对这一事件表示歉意。

　　红十字会总会在发给中国日报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现在这个捐赠信息管理平台是红十字会推动公开透明迈出的重要一步。目前，捐赠信息发布平台还在试运行阶段，可能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在今后一段时间将大量收集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吸收合理可行的部分加以改进，使我们的信息发布平台更加完善，更好地满足广大捐赠者的查询需求。”

　　对于红十字会的解释说明，公众并没有轻易接受。李文玉甚至没有到新上线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去查询她的捐款流向，因为她听说只有捐款超过10万元的个人才能查到自己的名字。

　　基金会中心网(微博)总裁程刚对此表示，“目前这个平台只有10万以上的个人捐款和50万以上的机构捐款能查到，这怎么行啊？10万以上的个人捐款能占到捐款人数的多少？95%都是10万以下的。”

　　他认为红十字会对捐款花费情况披露得太少。“现在信息发布平台上线了，可以查到每笔捐款是否到账，但我觉得实际上公众最关心的是捐款都用到哪里了，用在哪些项目上了，这些项目的详细情况是怎样的，受益情况如何，项目有没有评估等等。”

　　其他一些业内专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质疑，对此红十字会在声明中表示：“让每一位捐赠者都能了解捐赠款物的去向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我们要逐渐扩大查询范围，细化查询项目，真正让公众了解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了解资助项目的进展情况。这需要一个过程，请给我们时间。“

　　程刚建议红十字会在披露信息的时候给公众公布一个时间进度表，说明一下每个月要达到什么样的进度，每天都有数字的更新，让公众看到它的工作进展。他说：“红十字会应该采取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让更多有能力做信息披露的机构都加入进来，比如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大型跨国IT公司等等，共同制定和实施这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比自己闭门造车要强的多。现在费了很大的力气，但总还是力量有限。与其这样，不如开放，共同重建红十字会的公信力。”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于公募基金会和其他慈善机构的指责之声不绝于耳，矛头直指透明度。去年年底，中民慈善捐赠信息中心在其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中指出，在线调查结果显示，有一半以上接受调查的公众会经常性的捐款捐物，但近九成接受调查的公众表示从未接受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另外，超过九成社会公众表示对当前我国慈善信息公开情况不满意或不太满意。据了解，该调查共收集了来自988名个人和65个慈善组织的反馈问卷。

　　调查显示，分别有79%和73%的公众希望了解慈善组织的业务活动信息和财务信息。这表明，一方面社会公众普遍希望能够对慈善组织有更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社会公众特别关注慈善组织对捐赠款物的使用情况、使用效果以及慈善组织财务的相关信息。

　　“中国的公益慈善行业，好比20年前的中国市场经济。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因此存在许多不完善的东西。”中民慈善捐赠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微博)说。

　　他认为，透明也是一个成本问题和技术问题。信息透明仅仅有认识不够，还要加大成本支出，包括技术力度的投入。

　　“比如红十字总会，仅汶川地震接受的捐赠就有300多万笔数据，仅仅一个玉树捐赠就有30多万笔数据。当一个组织只有几十条数据时，披露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当有几百万条数据时，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繁琐的事。”

　　据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介绍，信息收集、整理和处理工作难度很大，涉及很多细节问题。他举例说，比如我们资助50个贫困孩子10万块钱，让孩子安心在学校读书。基金会不可能派人去把这50个孩子一家一家找出来，和他们开个会，然后自己提着10万元现金一个一个去发。通常的操作模式是找当地教育局，把钱给教育部门，再转给学校，通过老师发到学生手里并让他们签字。最后，教育部门会给基金会提供一份书面报告，后面附有已经签字或盖章的收据。

　　有时候，这中间会出现差错。该基金会有一个很热心的捐赠人按照他们提供的受助名单，自己再去挨个走访了一遍，以检查这个名单是否属实。他在走访这50个人的过程中发现，有3个人没拿到钱。一查下来，发现钱还在班主任那儿。班主任说他忘了，但是名单上显示已经签字了，是他代签的。

　　“所以说，基金会的汇款回单有了，学校提供的收据名单也有了，信息公开透明到这一步就很不容易了。很多机构做到这一步都很难。”杨鹏说。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正在和用友公司做一个捐赠信息管理系统，在此过程中发现这是很繁琐的一件事。有些人在捐赠时没有留下相关信息。基金会收到了捐款，却不知道是谁捐的、怎么联系。要做到清楚，基金会就要和银行建立一个联系，要求捐赠人往银行打款的时候填写一个相关的表格，留下联系方式，并选择是否愿意公开。这样公众才能及时了解这些信息。

　　杨鹏表示，“做一个信息管理系统在技术上并不困难，但如果系统自动化程度很高就会很贵。具体花多少钱要看你想透明到哪种程度，如果只是把银行对账单在网上晒出来就很容易。”

　　目前我国对公益组织信息公开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因此不同的机构透明程度不一样。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我国现有1135家公募基金会，其中有的没有自己的网站，有的公布的信息还是去年的。

　　北师大壹基金(微博)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对公募基金会在内容、表格、形式、程序等方面制定一个共同的规范。目前信息公开主要难在没有具体的标准和规范，这样就很难对基金会进行要求。”

　　瓷娃娃(微博)关怀协会会长王奕鸥(微博)也同意他的说法。瓷娃娃是一个总部设立在北京的罕见病关爱中心。每个月，王奕鸥和她的同事们都会在该中心的官方博客上公示本月的财政报告。“我们需要把它做的简单易懂。否则没人愿意去读那些复杂晦涩的财务报告，”她说。

　　瓷娃娃公示的财务报告看起来很像excel文件，其中每一条数据包括了捐赠时间、捐赠人、捐款数量及其用途。对于那些不愿意公开身份的捐赠人，机构会在报告中以“爱心人士”代替。

　　王奕鸥说，财务报告需要一个全职的工作人员来做，而他们也希望政府能提供一个标准的报告格式供非政府组织参考。“目前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在做。”

　　在王振耀看来，我国关于基金会等公益机构信息公开的规定在内容上比较模糊、不够具体，这个责任一部分在于监管部门。“我国把信息公开变成了一个道德，没有法律刚性。而在国外，公募基金会不公开信息是要遭到起诉的。”

　　《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不履行信息公布义务或者公布虚假信息的基金会，由登记管理机关给予警告、责令停止活动；情节严重的，可以撤销登记。但据倡导行业自律的非营利组织“USDO自律吧”介绍，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鲜有执行，部分原因是因为一些公益组织官办色彩浓厚，处罚无法落实。“USDO自律吧”在给中国日报社的一封邮件中写道：“根据实践经验，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的监管及其评估，自身的客观性、公正性往往难以得到保证……由于公募权长期被垄断，官办色彩浓厚的公益组织亦缺乏自律的动机。”

　　以红十字会为例，在中国，它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益慈善组织，而是“半政府半公益”性质。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的话说，就是“一手财政掏，一手拿捐款”。在她看来，“红十字会的主要问题是它的身份。”

　　杨团说，红十字会系统有九万五千个机构，而这些机构并不像普通的社会团体一样，在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目前我国登记注册的机构大约有四十三万九千个。

　　“政府和非盈利组织，不能身兼两职，角色模糊。如果一个组织既是公益的又是政府的，老百姓就要用双重标准来衡量你，这就麻烦了。”她认为，现在红十字会设平台公示捐款情况，是“向民间(公益方向)前进了一步”。

　　虽然公众对于红十字会信息披露的细节还存在争议，但是很多专家都赞同一个观点，就是网上信息公示对全社会来说是件好事。

　　中民慈善捐赠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表示，“信息透明现在说的多、做的少，因此做比不做好，做比说好。” (中国日报记者 江雪晴 王岩 编辑 潘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