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底，张爱玲到美国不久即拜见了胡适，原来他们的祖上就有联系。他们的互访言谈，都进入了彼此的日记。

　　被张爱玲抄录的回信

　　张爱玲的爷爷是清朝末期知名的官员张佩纶（1848~1903），也是李鸿章的女婿，考中进士后成为皇家教师，思想接近洋务派。正当其地位蒸蒸日上之际，年过四十还只是一名秀才的胡适父亲——胡传（1841~1895）找到他，请他写了一份推荐函，去吉林、黑龙江边境找钦差大臣吴大澂，想得到吴大澂的关照。没想到胡传被吴大澂一眼相中，留作幕僚，从此走上仕途。

　　关于胡传在东北协助钦差大臣办理边务的成绩，本报7月25日已作详细报道。当时，作为已对科举之途丧失信心的胡传，丢下妻子儿女，从亲戚家借钱闯关东，来到宁古塔——只有重刑犯人才被发配到这里，可以想见胡传对自己前途所作的最后选择，几乎是破釜沉舟似的，在人生的最低谷，张佩纶伸出了援助之手，从此让胡传的命运出现转机，对于胡氏家族而言，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胡传当然会铭记在心。后来，张佩纶被流放时，胡传曾给他写信，抚慰他受伤的心灵，并给他寄去二百两银子。这件事被张佩纶记在了日记里，可见他对这件事是很感激的。十年之后，胡传跟随吴大澂治理黄河有功，朝廷决定提拔他去江苏任地方官，途经天津时，他特意去看望了闲居在此的张佩纶。

　　张佩纶对胡传的提携，张家的后人几乎也都不知道，可胡传的儿子——胡适在1946年就很清楚地了解到了。胡适曾写过一篇《张佩纶的涧于日记》，文中称，1946年，他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书店里看到过《涧于日记》，这是张佩纶的日记。他随手翻看，发现里面记载有他父亲胡传的名字，并由此得知张胡两家上辈的交往。

　　张爱玲一生中收到过多少读者评说她作品的信件，没有人统计过，她的小说受人喜欢是事实，“粉丝”致信这是定然的，可将来信抄一遍留存，这是不多见的，可见张爱玲对胡适观点的重视。以下是胡适的回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的那条棉被，如175、189 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 ，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这封回信表明，胡适对《秧歌》的阅读是十分细致的，对年轻作者是尊重和重视的。

　　收到胡适的回信，张爱玲是很高兴的，她回信说：“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对于胡适提出的建议，她都一一作了回答。总之，张爱玲对来自胡适的意见是十分重视的，两人的书信交往也是十分坦诚的。

　　A

　　D

　　孙女痴读胡适之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1896~1953）是老夫少妻的结晶。他7岁时，父亲张佩纶就去世了。他的母亲李菊藕年轻守寡，立志要将其父未竟的鸿愿落实到儿子身上。她严格要求儿子读书，背诵不上来就罚跪，因此练就了张廷重背书的一套好本领。张爱玲后来写文章回忆他父亲背书的生动情景：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有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外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别人听着也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正因为如此，张廷重的书桌上经常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张爱玲是1920年出生的，她在读小学六年级时，便和她的弟弟同时看由胡适作序出版的小说《海上花列传》，而在看这部小说之前，她早就看过《胡适文存》。她回忆说：我看的《胡适文存》是在我父亲窗下的书桌上，与较不像样的书并列。他的《歇浦潮》、《人心大变》 、《海外缤纷录》我一本本拖出去看，《胡适文存》则是坐在书桌前看的。《海上花》似乎是我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去买来的。

　　还有一本胡适写了三万多字考证资料的《醒世姻缘传》，“是我破例要了四块钱去买的。买回来看，我弟弟拿着舍不得放手，我又忽然一慷慨，给他先看第一二本 ，自己从第三本看起，因为读了考证，大致已经有点知道了。”

　　异域的短暂交往

　　1955年10月，张爱玲来到美国。11月，她和香港大学时的同学法蒂玛·摩希甸(Fatima ohideen)，到胡适居住的地方拜访。

　　随后，胡适对张爱玲作了回访。这一次，张爱玲想必交代了自己家世的情况，这使胡适发现：原来，眼前的才女是自己父亲恩人的孙女。张爱玲则感觉“如对神明”。即便这样，两人的关系还是进了一层。不久，张爱玲便独自一人去拜访胡适，在胡适的书房，听胡适讲他父亲和张爱玲爷爷的故事。显然，此前张爱玲是不知道她家与胡家的这段交往的。对胡适讲述的故事，她或者“默然”，或者“笑非所以”。

　　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胡适前往张爱玲居住的职业宿舍。结束时，张爱玲“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濛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地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1958年，胡适先生回台湾，直到1962年去世。

　　B

　　胡适日记中的附信

　　E

　　痴迷于看某某的书，与直接与某某交往，这是两码事。张爱玲由看书到写书，在1954年，她的小说《秧歌》出版了，在当年10月25日，她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写信，同时附寄了一本《秧歌》，想请胡适先生为自己的小说作点评说。胡适先生是非常注重文献资料保存的，他几乎天天写日记，有时日记就流水账似的几句话；有时干脆把当天看到、收到的重要文件剪下来，直接贴在日记本中。张爱玲的这封信，就被他贴在1955年1月23日的日记中。信是这样写的：

　　请原谅我这样冒昧地写信来。很久以前，我读过您写的《醒世姻缘传》与《海上花列传》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希望您肯看一遍《秧歌》。假使您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cribuers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来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胡适在日记中称，他收到小说后，前后看了两遍，觉得作者确实已经做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认为《秧歌》是“近年所出中国小说，这本小说可算是最好的了”。后来，很多人认为“平淡而近自然”是胡适对张爱玲《秧歌》的评价，其实不然，这几个字是加了“引号”的，它是鲁迅对《海上花列传》的评价，出现在胡适对《海上花列传》的考证文字中，张爱玲是“借用”的。

　　胡适向来注重对年轻人的鼓励，时隔两天，他就给张爱玲回信了。胡适在日记中提到了回信的事，但特别注明“此信没有留稿”，而张爱玲恰恰“保留”了这封信。

　　C

　　□ 本报记者 丰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