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5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就在《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中写道：“故宫博物院将陆续编印《故宫文物藏品总目》，并向社会公开发行，以利于社会的监督。”然而，时至今日，一套堪称完整的藏品名录，依然没有面世。只能是“故宫说啥就是啥”。

　　“馆藏问题是很多国家博物馆面临的一大问题。故宫内的文物估计是清理多少年都清理不完的，编制藏品名录注定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此，李建民研究员向记者表示，“我希望它的全部馆藏都能透明，但首先，还是希望它能将管理工作透明化，出现问题能及时公开，这是第一步要求。”

　　故宫“病根”在于封闭体制

　　“八重门”的喧嚣背后，故宫博物院封闭的“衙门”体制，成为其内外人士一致认为“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我看来，故宫一下子出现这么多‘门’，并不奇怪。因为它目前是典型的高高在上、关起门来办事的封闭单位。外面的先进管理方法、社会风气被挡在高墙以外，也太久没人评估它，很多问题都在积累。”张晓明副主任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随着大家对故宫关注度的提升，它潜在的问题就会爆发出来。”

　　那名故宫内部人士也向记者表示，由于故宫博物院长期封闭、与社会接触少，公众的质疑不是空穴来风。“我在工作以前，几乎也对它一无所知。”他说，“‘八重门’中的一部分是故宫自己确实有问题，但即使没有问题，这样的体制也只会让公众猜测纷纷，制造问题。”

　　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黄震云教授看来，封闭体制带给故宫博物院的“顽症”，概括而言就是“内部缺乏动力，外部缺少压力。”

　　回溯“八重门”期间，不少公众对故宫博物院在应对上的迟缓与傲慢，记忆犹新。有网友这样质问：“故宫博物院不是任何团体、任何个人的‘私藏’仓库，无论该院领导资格多老、背景多深、职位多高，都只能是‘人民保管员’，真不知他们的傲慢从何而来？”

　　黄震云教授告诉记者，他认为原因就在于故宫没有受到体制改革的影响，员工实行的是工匠型管理，既不是合格的管理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物科学工作者。“由于一直吃官粮，没有选择、没有竞争，很多工匠型管理者又安排自己的家属、子女进来，长期自由度太大，很多东西不透明，所以比较放肆。”他坦言。

　　那位不愿具名的故宫内部人士也向中国青年报证实，故宫里的人事制度并不鼓励进取和创新。“据我观察，很多领导干部的任期都没有时限。有时候，一个处长只要没犯啥大错，就50岁、60岁还在干，然后坐等退休。考评、问责机制基本不起作用，自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黄震云教授还说，故宫博物院的外部监督机制，同样有形同虚设之嫌。一个典型现象是，多数老百姓连“故宫归谁管”都不清楚。8月5日，记者在第一调查网一项“你知道故宫的直属上级单位是什么吗”的调查中看到，选择“知道”的仅占58.83%，“不知道”和“说不清”的，分别占到了近30%和15%。即使在“知道”的人里，超过40%认为是文物管理局，只有15.69%选择了正确答案——文化部。

　　“但是，现在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是由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兼任，而故宫本身也是一个副部级单位，监管力度怎么保证？国家文物局对故宫只能是一种指导关系，不能直接监管。故宫名义上有人管，实际上是自己管自己。”五岳散人向记者表示。

　　“这样一来，故宫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掌握着传承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大衙门。”五岳散人说，“因为没人监督，久而久之，它也就不会珍惜它所保管的东西。”

　　相应地，故宫博物院每次应对舆论监督时的“自查自纠”，也被网友略带戏谑地评价为“故宫独角戏”，“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一点一滴，公信力流失殆尽。

　　于是，在“内无忧、外无患”的体制下，故宫博物院一路跌撞着走过“八重门”、走到了一个十字岔口。

　　“故宫需要一个监督委员会”

　　拿什么“拯救”十字岔口的故宫？

　　故宫内部人士和有关专家均认为，故宫现有的体制“该改改了”。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打开紧锁的宫门，接受全社会监督。”

　　“故宫的体制还是没理顺，一个管理公共文化遗产的事业单位，做的却是机关的事，难免会与公共服务的性质相脱节。”那名故宫内部人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在他看来，如果不加快体制改革，故宫还可能陆陆续续爆发“N重门”。

　　“现在，故宫对外界批评的反应比较慢，出了问题，态度也存在问题，总是习惯性地沉默或者否认。”这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故宫应及时将信息公开、透明，这才是文博单位专业性的体现。“你把门打开，让公众看个明白，自然不会引起那么多误解，何况故宫的东西毕竟不是私人的东西。”

　　如何实施？李建民研究员建议，应该由文博、考古界的知名学者来担任故宫博物院的管理者。并下设专家委员会，监督和指导故宫的文物收藏、管理等工作。“最起码应该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及文博管理工作经验”，他指出，故宫不应该变成一个行政单位，“起码应该更加专业、更加学术。”

　　黄震云教授则告诉记者，故宫这种单位是接受国家财政拨款的，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机制改革。“但改革并不是让它在内部解决问题，而是把故宫大门打开，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他表示，“例如，财政拨款的使用效率需要有人评估，故宫文物保护水平要有人监督等。”

　　张晓明副主任也表示，“不能因为它是文物保护机构，就可以关着门不让别人审查和评估，尤其是故宫这种代表着国家水准的文化机构，更应该参照国际标准。”

　　“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我们应该去学习他们怎样建立合理、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张晓明说，“更重要的是，这几年，大家开始关注这些还拿着财政拨款的公共服务机构，到底拿着钱有没有干事？引入外部监督就更加迫切。”

　　五岳散人告诉记者，他建议设立一个第三方监督委员会，代表社会对故宫进行监督。

　　“据我所知，世界上很多公立博物馆，都有一个与它无关的第三方对其进行监督、评价。”他表示，我们不妨效仿建立一个与故宫没有利益关联的机构，监督故宫的所有东西完全公开、透明，也保证故宫能定时、定点地接受相关部门和公众的监督。”

　　“委员会建议由律师、审计、体制外的专家三方组成，同时，委员会必须与故宫没有任何隶属关系、没有任何经济瓜葛。”他同时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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