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论大时代的小生趣
大时代的小生趣
《新周刊》：大时代有主流、有洪流，那就是成功学。有一部分人，不是这样活着的。我在二三线城市及县镇看到的现实，是“谋生”，是喝口好酒、抽口好烟便知天乐命。所以我想，大时代也有小生趣。这种小生趣，似乎与时代无关。
陈丹青：你好像仍在暗示，大时代便有大生趣，大生趣才配得上大时代——不过您能否先来告诉我什么叫做“小生趣”吗——除了极少数盛世，以我的理解(很可能错的)，所谓大时代，无非是战祸频仍，世道混乱的时期，我可不喜欢动辄说什么“大时代”，那意思，就是死很多很多人。
余生也晚。我父母与父祖一代，经历清末民初、内战、抗战，又内战，然后解放，然后三反五反等等，可谓大时代的过来人，你听他们说起青少年时代，就是战争、辍学、逃难、流离……到我这一代，半大不小时遭遇文革乱世，也算大时代。上海的武斗即便不比武汉重庆，但我亲眼见过夜里大街上成群的造反派扛着钢棍，甚至真枪，呼啸而过，见过成千上百人围殴暴打；我有位万县的老朋友，小时候见过造反派队伍扛着战死者的棺材，浩浩荡荡沿街游行……1976年，周、朱、毛先后逝世，四人帮随即被捕，全国人民敲锣打鼓，拥到大街上，真是大悲大喜大落大起，那该算是大时代吧？可是成年人、老年人日后聊起来，多少恐惧和辛酸。
小孩子呢，我记得“文革”初年市面最乱时，弄堂里开始发育的男孩照样整天站弄堂口瞧小姑娘，其中就有我，半懂不懂聆听年长帅哥公布怎样接吻，怎样叫做法国吻，哪条弄堂哪个二楼的女生肚子给谁弄大了，哪座洋房的汽车间住着扫地出门的资本家，家里的三闺女，出落得愈发标致了……便是“文革”中晚期，上海街巷的日常景观也是你说的“小生趣”吧，譬如哪家老二将要结婚了，偷公家的木头打造五斗柜，公然搁在巷口涂底漆，炫耀什么罗马尼亚款式，围一堆路人，啧啧称奇，主人就叼根烟，高声谈论阿尔巴尼亚哪部电影的男主角，朝鲜电影的哪位女演员。就在那般混乱压抑的年代，如我似的文艺青年顶开心就是借外国小说看，人在山沟里熬着，油灯下却在读法国公爵俄国伯爵开舞会……
《新周刊》：那生趣究竟是何种填充物呢？
陈丹青：我只知道人是时间的填充物，你去随便哪个殡仪馆或产房瞧瞧，一拨拨死去，一批批出生……人也是地球的填充物，你从飞机上看下去，一片焦土，可是广漠沟壑间居然住着人，正在生火做饭、就地做爱呢——做饭做爱，大概就是您说的小生趣吧。
《新周刊》：你提到大时代也有恒常不变的日常性，曾举《朗读者》为例。林旭东先生也以电影《特殊的一天》作譬：1933年的某一天，第三帝国元首访问罗马，标志着二战期间邪恶轴心国的建立，在这特殊的一天里，罗马民众都去街头聚会，但恰好有一对男女偶然间没去，巧遇且碰撞出了火花。有人说导演伊托·斯柯拉1977年的这部片子表现了意大利民众的集体无意识。这是对“大时代边上”的一种另类诠释。我想，大时代的边上，恰恰是大时代的中心。
陈丹青：《朗读者》只是欧洲无数关于纳粹时期的电影中比较新的一部。大约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欧美同类电影开始发掘二战期间各种日常的、次要的、琐屑的人性经验。
有一部叫做《欧罗巴、欧罗巴》，讲个生长德国的犹太裔小帅哥怎样在德军中混，被军中同性恋爱上，可是一脱裤子，见了割礼的割痕，就知道他是犹太人——仍然爱他，一枪打死了，颤巍巍地，还求他伸过脸来给吻一吻。另一部名字忘了，说是一群士兵在战役中弄丢了，流落地中海小岛，乐得不打仗，和居民混得熟极，还有和村里姑娘结婚的。战后大家纷纷离去，那结婚的小子干脆留下来。《辛德勒名单》，波兰斯基的《钢琴家》，也都是二战主流叙述之外的个人传记。《朗读者》的好，是让我想起“文革”上海就有类似的女工，身份低，职业寻常，可是人老实，一根筋，绝对相信国家和政府，参与可怕的迫害，但私底下就是个女人，会和隔壁小弟生情偷欢，倘若丝丝入扣写进去，不知多少人性的深度写出来：写出人性来，时代才会出来——时代的无数剧情不出来，人性的种种善与恶也出不来啊。
费穆的《小城故事》为什么好？抗战胜利，内战在即，正是现代中国的巨变前夕，标准大时代，可是江南一户门洞里却在上演一场三角恋爱，低回徘徊，不胜感伤。其中那段划船，两岸春色，小姑娘端端正正唱起歌来，那种战后的凄凉与新生……五十年代末的《早春二月》，故事也在“大革命时期”，北伐甫歇，清党才过，小镇上交口传递的也是三角关系。结尾是主角萧涧秋愤然出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
什么洪流呢？大概入党参军了吧。这在三十年代很真实，因所谓“时代洪流”正是时髦，是芸芸书生的口头禅。作者柔石二十几岁写了这小说，不久入党，不久被捕，半夜里和十几位同志给牵出去枪毙了，刑前必须自己挖了坑，然后就刑：这就是大时代啊。
各个时代的形态和原因各异
《新周刊》：保尔·柯察金一语：“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曾激励了几代红色儿女。如今，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谋生、活命、保卫房产？
陈丹青：当然——保命、谋生、护财产！你命都没了，裤袋里没钞票，夜里不知道敲哪扇门、睡哪张床，那叫什么“人生”？我在赣南插队落户时，流窜到县城，夜里在空街陋巷到处找，没处睡，结果好像是翻墙进了什么院子，立马躺倒，过了一夜。而且心里狂喜得意，好浪漫，现在才知道，原来我睡在大时代啊。
当然，保尔·柯察金也没错：他的话既不是谎言，也不是真理，而是：假如他生来就是保尔·柯察金这么一种性格，就该成全这么一种命运：遭遇了阔小姐冬妮娅，遭遇了使他失明的炮火，遭遇了苏维埃，遭遇了他自己书写的《钢铁怎样炼成》，如此这般，他就是好样的柯察金。九十年代我在北京特意买了这部苏联老电影抱去纽约看，激动极了，看他在骏马上和骑兵师驰骋战场，挥舞着军刀狂呼乌拉，一路人仰马翻，好看极了，画外音，是他缓缓念着写给母亲的信。这是我儿童时代刻骨铭心的记忆，我爱保尔·柯察金，主要是，饰演他的那位演员太帅了，那么嚣张的眉毛、蓝眼睛，咧嘴呼喊时，简直娇媚！去年我在莫斯科街边一座酒吧门墙上忽然撞见了真的保尔· 柯察金浮雕，年深月久，黑黝黝的——我尊敬这个人，他死命维护的财产，就是他的激情。
《新周刊》：后人将怎样评价我们的“当代史”？
陈丹青：所有时代都有“假、冒、伪、劣”，伦常纲纪大崩坏。汉唐算得盛世，不也有“脏唐臭汉”的古语么(恕我可能说错，原话还得查证)(编注：原话见《红楼梦》贾蓉语)。区别各时代的坏，形态和原因各异——譬如今时有人站楼顶上预备自杀，底下几百人瞧着，开心极了，出语撩拨，是为一奇，又譬如淹死人了，搜救者必得事先价码说清，否则袖手，也是一奇；还有毒牛奶啊，染色馒头啊，都是当今奇案，由这奇案，我们可以来分析时代得了哪种怪病。不过你要去细细翻历史，各有各的奇案，各有各的绝症。单是骗人的招法就聪明透顶，哪里是一帮文学家所能想象。
《新周刊》：就你的说法，“大时代”是个“选择性叙述”。请问，我们该如何不选择？
陈丹青：真的遭遇大时代，什么选择不选择？波兰电影《卡廷惨案》，一上来就是大群难民挤上窄桥，后面大叫：德国人来了，前方急告：苏联人来了，于是堵在桥中央，一片混乱。本雅明当年逃出巴黎，绕道西班牙辗转要去美国，当夜听说边境的本地纳粹要查身份证，他就选择自杀。
“文革”时，我们初中毕业前就知道要去当农民，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选什么择？小选择倒是有：那时节，东北毗连苏修，云南与缅甸交界，我们这类出身不好的孩子不能去，怕你逃，此外呢，安徽的皖北太穷，我吃不惯面食，于是报名去赣南，批准之后，也是心中窃喜，好比给分配去了桃花源似的。
结果呢，结果车拉着我们往深山里开，越看越荒凉，有个女生就用清脆嘹亮的女高音放声大哭，拿上海话对着空山大叫：“姆妈哎！”
人能够选择的，其实是记忆。记忆在不同的人、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的道德教条中，又被再度选择——政治家宣传家浪漫家会选择大时代的大事记，大肆渲染：什么歼敌多少百千啊，什么年产量多少万吨啊，等等等等……升斗小民的记忆则是琐碎透顶：七七事变后，我妈妈初中辍学，跟着几个国民党左翼青年去大别山参军抗日，可是老来跟我说起，就是怨我亲外婆死得早，外公新娶了太太，冷落孩子，于是“投笔从戎”；我爸爸则是和同学们离开广州，被疏散到韶关一带，继续上学，他记得什么呢？记得有一夜中学演唱抗日歌曲，唱过后，每人发几个刚出笼的白馒头，说是好吃极了，几十年后说起，还是沛然神往：父亲一辈子爱唱歌，一辈子胃口好，抗日烽火，一个孩子所能记得就是唱歌与馒头。
当然，父母也都说起“大时代”的“大生趣”：譬如日机轰炸，逃难时，父亲曾被指派看守轰炸后遗散道旁的尸体，大约是华侨吧，浑身白西装，脑袋炸没了。母亲说起飞机俯冲下来的轰鸣，耳膜根本吃不消，都已过了三十多年，还是一脸恐惧，好像那是昨天的事。
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张爱玲给出的名篇是《倾城之恋》，小说我读过，忘记了，但记得她散文里写道，轰炸过后，女生就拥去街边买小吃，捧着吃着，不远就横着尸体。
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
《新周刊》：资本主义的经济萧条也是“大时代的故事”。他们的活法和扛法是怎样的不一样？
陈丹青：地震后女儿在东京，回说全城樱花开了。经济萧条后我照旧每年回纽约看母亲两次，也是若无其事，市面和从前一样。华尔街的白领们或许闹失眠，百姓照样过日子。母亲有老人保险，近年一如以往，按年度消费比例调整提升，看病则全部医疗保险。纽约单是亚洲移民亚洲老人，多少万，每人每年数万美元的开销。我去老人中心看过，几十桌麻将，轰然作响，好壮观。时间一到，就开饭了，只见广东人福建人温州人港台人纷纷领餐，踞案大嚼，临到州长总统之类换届选举，希拉里等等还会亲自到唐人街讲演拉票，句句说得跟蜜糖似的。
《新周刊》：最后一问，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发生效用了么？
陈丹青：《阿Q正传》大约发表于1922年前后，过了十多年有位外国记者见鲁迅，问道：“您的阿Q怎样？”鲁迅说：“哈，更糟，他们已当了国务委员了。”我以为鲁迅不是在说笑话——我也是个阿Q，藏着好多种精神胜利法，我要是愿意做官，好歹也混个副处级吧。
所谓国民性，十九世纪末的洋教士全给说齐了，我读过那本著名的《支那人的性格》，鲁迅的改造目标就是从那里拿来的。我一条条数，都对，都没变，记得有一条似乎是中国人的冷漠与世故，那洋教士有一天对镇民说起国家的什么问题，大家听着，没表情，然后一位“长得很英俊的青年”把手放在教士肩上，亲切而好意地劝道：“这些事都有咱皇上在，我们何必费心思想呢？”
改造国民性不是鲁迅先给提出来，梁启超那代就发急了，写了好多文章，全国讲演好几百场，说咱国民太不行，得彻底变变了。我想这些文人全都白忙了，要论改造国民性，您瞧瞧今天，旧瓶新酒，新瓶旧酒，国民性还是那点国民性——凡事要顾面子啊、没有时间概念啊、对面生的人冷漠、遇同乡就帮忙啊……只是故事与剧情变了，角色还是那些角色，您仔细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