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传销之都”

　　8月13日，农历七月十四。这个普通周六的上午9点，广西来宾市火车站广场已人潮涌动。很多操外地口音的人，拖家带口，陆续聚集到这里。

　　这个三级车站打开所有的五个售票窗口，但买票的人依然排起了长队。在火车站广场，到处都是席地而坐等待进站的旅客。有电视台的摄像镜头扫过人群，他们有的侧头躲避，有的举起手中的报纸遮挡。

　　“来宾火车站平时的客流量每天在7000人次左右，节假日会稍微多一点。但从来没有哪一年的农历七月十四，像今年这样一下涌进这么多外地旅客买票离开来宾。”来宾火车站客运大班长唐美新说。

　　旅客猛增的异常，两天前就已有征兆。

　　从8月11日晚6点开始，离开火车站的旅客突然猛增，他们有的一人就买了三四十张票，都是短途票。唐美新说，“像南宁到长沙的K780次列车，平时旅客上车就是两百人，但11日晚猛增到800多人。”

　　8月12日，离开来宾火车站的旅客比往常多了4000多人。

　　“这么多人离开，可能跟来宾市政府打击传销有关吧。”唐美新说。

　　●撤离背景

　　来宾传销人员的又一次大撤离，始于央视的暗访曝光。

　　8月11日晚，央视曝光了来宾传销猖獗的情况。报道说：来宾以“国家整合民间资金做投资，交3800元，一年可挣380万元”为名义的传销骗局，吸引了来自全国30个省份的民众，传销者在来宾市政府前、公安局旁公开宣传资本运作。仅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就有农民、个体经营者、下岗职工、教师、公务员、企业退休干部、经商者等至少2000人，陷入这个传销骗局。已有参与者倾家荡产而自杀。有出租车司机称，有关部门对此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央视的曝光立竿见影。来宾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会议，责成来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开展整治行动。

　　随后，公安部也一声令下，在全国严打非法传销。

　　12日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打击传销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广西迅速掀起大规模、全方位、地毯式的打击传销行动。

　　数据显示，11日至15日期间，广西捣掉传销窝点32个，抓捕、讯问900多名传销人员，遣返传销人员2300多人。

　　●暂避风头

　　重拳打击之下，广西来宾、南宁等市的传销人员，开始大撤离。约有1万多名传销人员，从广西撤离。

　　来宾火车站站长说，从12日晚开始，有8000多人离开了来宾，是平时的三倍。

　　种种迹象表明，来宾市区的传销人员，大部分已逃往周边的城市，但还有一部分人躲藏到城郊“暂避风头”。

　　其中部分人员早上5点就离开出租屋到野外躲避，晚上11点后才回到城区；有200人躲到附近的一座小岛上，搭了好多帐篷；有400多人躲进了郊区的龙洞山(当地一个有寺庙的山)，仍然在上课，甚至有小贩还在附近搭起棚架，给他们煮面条。

　　●传销肇始

　　来宾传销的疯狂，肇始于2001年。

　　2001年，一个叫“深圳文斌”的传销团伙，在广东遭到致命打击后，转战来宾。

　　这个气候宜人、位置优越、消费低廉的县城，给了他们恢复元气的机会。

　　随后，越来越多的传销团体瞄上这块“世外桃源”，都将来宾当成他们“壮大事业”的根据地，去那里“安营扎寨”。

　　2002年12月28日，来宾晋级为地级市。年轻的来宾市急于发展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并向农民提供10万-30万的无息或低息贷款，鼓励基建。涌现的大量出租房，进一步刺激了传销者的到来。

　　另外，来宾交通便利，湘桂铁路、桂海高速公路穿越市区，北距广西工业重镇柳州市60公里，南距广西首府南宁市156公里，当时每天经过来宾的火车有43趟，每天不停地为来宾输送着人流。

　　“天下来宾，来者上宾”这块挂在桂海高速路城市入口处、本为来宾人民欢迎各地宾客的美好祝词，但在这里，传销人成了来宾迎来最多的宾客。

　　年轻的来宾，在初成立时就成了传销者的天堂。

　　●以罚代打

　　人口聚集迅速拉升当地的消费指数。一毛五一斤的小菜涨到了一元一斤，猪肉、大米等都不断刷新着纪录。

　　小城喧闹了起来。服装店、小吃店、电话吧、旅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街头。

　　来宾的传销组织有一个规矩，不允许当地人参加传销。由于不危害到当地人的利益，一些当地人还对传销持欢迎态度。

　　传销者大量涌入后，来宾市区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从不足500元飙升到2500元，比南宁还高。一种由几块薄板加四个20厘米高的木脚钉成的“传销床”，在来宾街头随处可见，要价56元。一位店铺老板说，这种床最好卖，一天能卖十几张。

　　据保守估计，传销组织一年在来宾的消费，就达六千多万元。这些资金流，让地方政府对传销的态度变得暧昧。

　　很多政策也为传销提供了便利。如当地电信部门有专门针对外地人的网内套餐，当地人却得不到这个优惠；暂住证也曾一度向这些无业闲散的传销者开放。

　　到后期，以“罚”代“打”，成了执法部门的主要做法。每个级别都明码标价。

　　一些曾参与过团伙高层运作的受访者也承认，每年都要花钱买通各种关系，不然就会“死得很惨”。

　　以“加盟连锁”、“连锁销售”、“直销”为名的非法传销活动，开始横行这个政策宽松、环境适宜的小城。

　　2005年前后，传销在来宾达到巅峰。当时来宾只是一个拥有14万常住人口的小城市，却号称聚集了10万外地传销者，被外界称之为“中国传销之都”。

　　2005年11月，《禁止传销条例》施行。

　　●飓风行动

　　风暴终于刮起。

　　2006年8月，“全国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启动，其中广西被列为全国14个重灾省区之首，来宾是其中重点督查督办对象。10月9日，规模浩大的“飓风行动”正式降临。

　　那一天傍晚，来宾到处是闪着警灯的车，街上空空荡荡，仿佛成了一个死城。

　　数以万计的传销人员，撤离来宾，他们撕毁笔记、扔掉杂什，带上随身衣物就赶往60公里外的柳州。街上满是垃圾和杂物，像刚打过一场仗。

　　地毯式的扫荡，持续了一个多月，共捣毁传销窝点514个，遣散传销人员5000多人，抓获传销骨干487人。

　　“飓风行动”后，来宾仿佛在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恢复了往昔的平静。店铺关门了，部分出租车也停驶，农民则失去出租收入。很多已离开土地的农民不得不外出打工来还贷。

　　“一些农民的房子甚至已被银行收回。”中国反传销联盟副会长利剑说，“像一场乡村版的房贷危机”。

　　这座小城就像吸过海洛因，短暂的兴奋以后，陷入了更深的萎靡。

　　●卷土重来

　　一阵旋风般的打击过后，几个月后，撤离的传销人员，又回到了来宾。

　　2007年7月，面对层出不穷的传销人员，来宾市成立了专门的打传指挥部，打击力度逐渐加大。此后每年都有不少传销头目被抓被判刑。

　　从2009年5月起，广西连续组织了5次百日专项行动，查处传销案件1630件，遣返大批传销人员。

　　2010年1至10月份，来宾全市共清查出租房401户，捣毁传销窝点228个，解救被骗被困群众350多人，遣返传销人员8103人。

　　年年抓传销，但传销依然像杂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

　　同时，来宾的传销手法，也在与时俱进。由过去的非法商品兜售，转变为“网络传销”“拉人头”“纯资本运作”的犯罪；由一般人群变为多阶层人员参加；由传统方式转变为网络化交易；由新兴城市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农村转移，甚至一些大学教授、公务员等，也相继加入传销大军。

　　同时，传销人员年轻化趋势明显，有的“80后”甚至“90后”参与传销并成为传销组织头目。

　　●发起总攻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公安厅厅长梁胜利曾表示，非法传销泛滥，与广西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执法部门对打击传销违法犯罪存在错误认识有关。这些地方低估了传销活动的危害性，甚至错误认为传销活动可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个别地方执法部门把传销视为罚没款的重要来源，‘放水养鱼’。”

　　今年8月12日下午，梁胜利指示，广西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击传销违法犯罪。重点还要防止反弹，探索建立反传销长效监管机制。对工作不力、导致严重后果的，坚决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8月13日，国家工商总局直销监管局处长刘敏说，打击传销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必须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一旦松懈就有可能造成传销活动卷土重来。

　　来宾市政府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松胜表示，当地在打击传销方面，出现了明显漏洞和不足。今后打击传销将从以前的集中式整治，转变为长效机制来抓。

　　为彻底铲除非法传销“毒瘤”，8月16日，来宾市抽调一千多人，开展打击传销联合执法专项整治行动，向非法传销发起“总攻”，检查、清理场所688处，捣毁窝点14个，遣返传销人员1354人，带回审查27人。

　　记者 张晓清 综合报道

　　活动地点就选在当地政府眼皮底下

　　近日，央视连续报道的“广西来宾传销骗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报道，“广西来宾传销骗局”吸引了来自全国30个省份的群众参与，其中有个体经营者、教师、公务员和企业退休干部。更令人费解的是，传销组织者竟然将活动地点选在了当地政府及公安机关的“眼皮底下”。

　　为什么非法传销活动在广西如此泛滥并公开化？近日，记者就这一话题专访了此次报道负责人张勤。

　　张勤，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经济新闻部制片人，长期从事金融及宏观经济新闻报道、组织策划工作，曾荣获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大奖等各类国家级奖项。

　　受害人群

　　呈现“高知识、高收入、高职位”倾向

　　记者：最初你们选择这一题材是基于怎样的考虑？目前，非法传销在广西当地呈现怎样的态势？

　　张勤：我们整个报道团队是负责宏观经济领域的新闻报道。选择广西来宾传销案是考虑到今年通货膨胀偏高、公众手中的“闲钱”又缺乏合理的投资渠道这一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免会滋生非法集资、非法传销这类经济案件。

　　后来，前方记者在跟踪调查中发现，确实如我们所预料：在广西，非法传销已经成了当地一种“明目张胆”的“致富途径”。比如，当地很多书店都在公开销售非法传销书籍，并且这些书籍均拥有正规出版社批号；在政府办公楼、公安机关附近，传销人员对自己的身份毫不避讳，也无人驱散这些人群；在当地一些通信营业厅，手机服务也和传销挂钩，手机用户办理某些套餐时，营业厅会向其赠送传销类书籍。

　　记者：在此次报道的传销案件中，受害人具有哪些群体特征？

　　张勤：这次传销案件的受害人遍布全国30个省份，受害人群分布地区极为广泛。不仅如此，人员的职业组成也很复杂。以受害人数众多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为例，当地有2000余人被卷入了这场骗局，其中有下岗职工、教师、公务员、农民、企业退休干部、经商者和大学生。

　　和以往案件相比，受害人群呈现出“高知识、高收入、高职位”的“三高”倾向。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传销组织者是如何把谎话“编圆的”？

　　张勤：在我们前期调查及后期分析中一致认为，这起案件中传销组织者在很多欺骗细节上均有“升级”。正是这些处心积虑的设计，让传销组织者规避了法律，迷惑了更多的受害人，也使得受害人群呈现出“三高”倾向。

　　比如，传销组织头目将每一个“上线”所拥有的“下线”人数设定为“29人”。在我国新修订的《刑法》中，虽然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其立案标准为“涉嫌组织、领导的传销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上”。这意味着，拥有“29名传销人员的领导者”不能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

　　其次，此次传销活动大多利用的是与国家宏观政策、大型国际赛事这类听起来极有说服力的项目。前方记者最初深入传销组织内部时，组织者声称“本次资本运作是源自国家大力倡导的北部湾开发项目”。近两周，随着大运会在广东召开，组织者又以“大运会为附近省份带来的商机”为“吸金”借口。即使在媒体曝光了此次案件之后，组织者仍然坚称：正是因为项目的回报率过高，媒体才以负面报道的方式阻止更多人加入。

　　这次非法传销在很多管理细节的设计上也极具欺骗性。据前方记者反馈，与以往传销案件不同，这场骗局的组织者并不限制传销人员的人身自由，而且会不间断地举行各种演讲、歌舞活动，营造出极为温馨的气氛。组织内部还明确规定，当传销人员的资金回报达到一定数额后就必须退出组织，“要给新成员留出赚钱的机会”，借此营造出一种人性化、来去自由、有钱大家赚的假象。

　　投入了近十万元

　　反传销者反而做起了传销

　　记者：据报道，在来宾传销案中，“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就业问题”、“培养人才”等借口是非法传销组织者屡试不爽的“诱饵”，这几个“诱饵”本身也都属于时下的社会热点话题。这反映了受害者怎样的心理状态？

　　张勤：用这样的“诱饵”吸引人们投资，正是因为传销组织者熟谙人们的心理弱点。我举几个例子。首先讲讲为前方记者提供线索的“老侯”。当采访人员刚来到广西当地时，“老侯”是以反传销组织工作人员的身份与我们接洽的。几年前，他本人曾因加入传销组织被骗走了巨额资金。在被解救后，他自愿加入了反传销组织，协助执法机关、媒体打击传销。在我们最初调查阶段，“老侯”为前方记者提供了大量线索及信息。

　　然而，就在最近两天，当采访人员再次返回当地时，“老侯”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不仅不再配合我们调查，反而告知记者“这是一个合法组织，他本人已经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回报，请记者不要再报道，以免断了他的财路”。据他的儿子介绍，“老侯”目前已经投入了近十万元资金，并且劝说儿子一起加入传销组织。

　　从“老侯”的变化能够看出，传销组织者承诺的“投入3800元，返还380万元”具有多大诱惑力。而选择相信“不靠谱儿”的高回报率，也暴露了很多受害人不劳而获的心态。

　　还有一位受害人在加入传销组织之前，原本经营着一家美容店，有着不错的收入。但她告诉记者，“做生意非常辛苦，还是传销挣钱容易”。到目前为止，虽然她本人已经意识到了传销的欺骗性，但投入的资金已经血本无归。

　　另外，一个来自农村的家庭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父母因为着急给儿子娶媳妇，东拼西凑了14万元投进该传销项目，希望能一夜暴富。但是目前，这笔钱早已不知踪迹。

　　记者：你认为公众应当如何防范此类骗局？

　　张勤：我国现行法律对传销的界定、规范还存在一些漏洞，这让传销组织能够寻找到各项法规之间的缝隙，求得生存空间。总体而言，判断一个项目是不是传销有三个标准，即是否交纳“入门费”、是否需要发展下线而不论是谁发展、是否按发展下线业绩计酬瓜分资金。只要一个投资项目符合这三个条件，那么不论项目本身听起来多么合理、多么有吸引力，都属于非法传销，公众一定要谨慎对待。

　　希望全国同时布网

　　实现“一盘棋”式的整治

　　记者：以来宾为例，传销在当地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其泛滥形势已存在多年。你认为当地政府及执法部门对于非法传销的蔓延及公开化，是否存在失职？

　　张勤：早在2008年，媒体就曾经曝光过广西当地以“西部大开发”、“开发北部湾”为幌子的非法传销活动。但是媒体的监督并没有铲除传销在当地滋生的土壤。

　　在我看来，对于传销活动的大范围蔓延，当地政府难辞其咎。我认为有几处细节值得深思：首先，据前方记者反馈，在传销组织内部场所，悬挂有多幅传销人员与政府机构人员的合影，甚至还有双方人员打“友谊赛”的照片。其次，据我们了解，传销组织内部本地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受害者为外省份人士，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还有，长期以来，传销组织者公然将活动场地选择在与当地政府、公安机关仅一墙之隔之处，这是不是也能暴露当地政府对此事的态度？

　　记者：以前，就有媒体报道称，个别地方政府对非法传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利用其为当地创造“社会价值”。你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勤：如果从不打击传销、任其发展的角度考虑，传销组织会带来大量的人流、资金流，会给当地带来不少收益。如果地方政府及执法机关花大力气打击传销，又能为当地财政、政绩带来怎样的好处？两方面利弊权衡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个别地方政府为何对打击传销组织缺乏动力。

　　记者：你认为应当如何调动相关政府部门、执法机关打击非法传销的积极性？

　　张勤：首先，对非法传销的治理情况应当纳入综合政绩考核指标中。如果缺乏相应的考核，即使迫于一时的舆论压力，当地政府出面平息事态，也难以根除问题。等舆论的风头过去，传销组织又会死灰复燃。

　　其次，针对这类受害者分布极广的传销案件，应当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大联查。目前，公安部及工商总局均表态：由多部门联合展开的在全国范围内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在以往查处的传销案件中，不乏传销组织成员为躲避法律制裁四处逃窜的情况。如果此次全国各省份能够同时布网、实现“一盘棋”式的整治，将有利于根除此类组织。

　　中国青年报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