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在线报道(记者 蔡靖骉)：24日，中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例会，着手修改刑事诉讼法，这是该法自1996年以来的第二次较大修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诸多传统观念或将绝迹于中国的司法实践中。纵观此次修改，对于人权保障的重视，贯穿其中。

　　更加注重人权保障

　　诉讼，民间俗称“打官司”。刑事诉讼即是有关犯罪方面的官司。有了刑诉法的规定，不仅明确了受害当事人告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聘请的律师和辩护人如何行使诉讼权利、履行义务，也规范了司法机关的办案行为。

　　1996年，中国第一次大修了1979年制定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精神——“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处于有罪公民的地位。这是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步。然而在司法实践，有悖这一原则精神导致的冤假错案并不鲜见。

　　时隔两年后的1998年，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谈及公约对于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研究会副会长王敏远教授说，“公约当中有相当多的条款涉及到刑事司法程序的基本内容，这对于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观念也有很重要的影响。”

　　公约中的这些具体条款包括，免受酷刑的自由，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开审讯权，无罪推定权等，这些都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甚为密切。

　　对于刑诉法这次修改的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直言：“坚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注意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维护公民、社会和国家利益，又注意对刑事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

　　王敏远以一枚硬币的两面形容此次大修的意义：“一方面规范了职权机关的行为，约束了公权力；另一方面进一步保障了诉讼当事人，尤其是被行使追诉之人的权力，这方面意义特别突出。”

　　有望解决刑讯逼供的顽疾

　　“你有权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将被作为呈堂证供。”对于这句影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司法表述，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这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

　　然而在现实中，要想保持沉默却并非易事。重口供，甚至不惜为了口供而刑讯逼供，是中国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顽疾。严刑之下，冤案错案时有发生。在中国的司法传统和法律规定中，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历来就被视为犯罪嫌疑人的义务。刑诉法第93条也赫然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王敏远教授表示，“口供虽然在破案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口供，尤其是强迫作出的口供经常会发生许许多多的问题，包括许多的冤假错案。”

　　据此，修正案草案增加了不得自证其罪的规定，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虽然并没直接将沉默权入法，但是对于中国法制而言，无疑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将有助于解决刑讯逼供的顽疾。

　　其实，刑讯逼供原本就为中国法律所明文禁止。即便按照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也是不允许的。然而，为何屡禁不止？究其原因，王敏远认为，“因为刑诉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据，怎么遏制刑讯逼供？”

　　为此，修正案草案也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与以往仅明文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相比，此次的修正案草案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此外，草案还明确规定了讯问的地点，以及对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制度。

　　大义灭亲观念或遭颠覆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有着大义灭亲的传统。而这次修改，则有可能颠覆这一横亘于法律和人伦之间的矛盾。

　　在规定强制出庭制度时，修正案草案作了近亲属例外的规定，“考虑到强制配偶、父母、子女在法庭上对被告人进行指证，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维系，因此，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王敏远教授认为，这是一种基于人文关怀的修改，“我们知道法律跟伦理道德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去违背伦理道德。这次修改实际上反映了对于人伦道德底线的一种思考。”

　　事实上，近亲属可以拒绝作证的规定，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儒家所宣扬的“亲亲相隐”。即使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亲亲相隐”的影子，这就是亲属拒证权。

　　舆论普遍认为，草案的有关规定，是对人性的尊重，也是法律回归常识的必要。

　　此外，对于辩护制度以及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以及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别规定，等等，都凸显了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对于人权的重视，以及浓厚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