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鸣

　　《大话西游》是让年轻人一度爱到发疯的一部喜剧电影，周星驰在大陆的声名，很大程度上跟这部片子有关。到今天仍旧方兴未艾的“解构”潮，各种随性的穿越，追根朔源，似乎都能找到《大话西游》上去。余生也早，跟不上年轻人的节拍，《大话西游》也间断地看过，感觉就是一个间断的笑话。其中一个片段，说唐僧被妖精捉了，磨磨唧唧，絮絮叨叨，无论妖精如何不耐烦，磨唧如故，絮叨如故，最后把个妖精逼得自杀了。原以为无非是年轻人对老年人、或者自家老婆唠叨不耐烦的夸张放大版，笑一笑也就了了。没想到，这两日看闲书，竟然翻到了古人记载的类似的故事。

　　清人况周颐的笔记《眉庐丛话》里，有这样一则故事，说是清朝嘉庆年间，四川简州县令宋某，碰上一“积案滑贼”，即经久官司的老油条，不畏刑讯，无论怎样拷问，就是没有口供，案子久不能结。于是，宋某就找了一部诗韵，一个书童，让衙役将这个“滑贼”带上来。先做绝句两首，念给贼听，然而问他招不招？不招，再做五言和七言律诗各一，再讯。然后是古风一首，继则古风长诗一首。反正一直作诗，一直审讯。夜半三更，在场的书童加衙役，都熬得快要趴下了，宋县令还在依依呀呀、哼哼唧唧地作诗。最后这位“滑贼”终于受不了了，招了。况周颐点评道，这是因为该贼性子较急，实在受不了这种比刀锯更厉害的折磨。

　　这样的招法，其实也是一种刑讯，着眼于精神折磨，使受刑者精神崩溃，不得不招。说起来，应该算是软刑讯。这样的软刑讯，即使按今天的标准，也不能算酷刑。如果美国关塔那摩基地的人，能用这样的招法让基地人员招供，所受到的质疑也许就不会那么多了。可惜，这样的招法，如果真的有效，可能也就是对付几个像张飞李逵这样的莽汉，不怕刑，受得苦，但就是性急不耐烦。放在别人身上，基本上没用。别说作诗，就是把全唐诗通读下来，也只当催眠。

　　古人不分公检法，破案断狱，都是县太爷包了。虽有专业人员，刑名师爷、刑房书吏加捕快，但侦讯的手段毕竟有限，所有的现代检测手段一点都没有。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案子，都得要口供，没有口供，案子就结不了。因此，审讯时，法律上是允许一定程度的刑讯的。也就是说，给疑犯上刑，打板子、上夹棍都可以；对女嫌疑犯，则用拶子夹手指。但是，刑讯必须是有限度的。如果把疑犯打死了，人还没招，事情就麻烦了。最轻，负责官员也得受处分；重了，则丢了乌纱帽。由于上刑不能往死里打，所以，那些特别能熬刑的“滑贼”，就可以通过熬来最终逃避惩罚。嘉庆时代简州县令的作诗审讯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如此煞费苦心，大费周章，就是要一个口供，好结案。

　　但是，重口供的结案习惯，其弊病也是明显的。真正的元凶、“滑贼”能熬过刑，逃避惩罚，而被弄错冤枉的人，则往往熬不过刑，三木之下，轻易招供。两下子都容易出错案。但是，这样一种审讯方式，经过戏剧的渲染，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经过清末新政和民国的司法改革，堂上刑讯打板子问口供的做派已经被革掉了，但老百姓还是喜欢这一套。在民国时期，好像地方官和地方军阀，也喜欢玩这一套，甚至穿上莽龙袍，足蹬皂靴，装扮成包公审案子。

　　时至今日，刑侦技术已经进化到了非常先进的境地，疑犯的口供，按道理已经不是结案的唯一证据了。但是，重视口供的积习，却依旧存在。好多警匪题材的电视剧，破案的标志就是疑犯“撂了”，即招供了。而一些现实中的重案，最后定案的依据依然是疑犯的口供。只要主管刑讯的人，在潜意识里对口供如此看重，好些原本可以避免的冤案与错案就免不了。

　　我们的传统很沉，有时候落在一个人身上，往往沉得要命。“大话西游”式的刑讯，笑话只当笑话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