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

　　日本再次面临政权更替，苦撑14个月的菅直人政权即将谢幕。在围绕“后菅”时代的权力争夺中，个别政治家所谓“甲级战犯不是战犯”的奇谈怪论及围绕钓鱼岛问题的强硬言论吸引了日本国内外的眼球。而8月11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民调结果显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仍是双方的普遍共识，但两国民众对于对方国家的好感度明显波动。

　　无论从日本外交安全利益还是政治家个人执政地位看，菅的继任者接手政权后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极端行动，效仿小泉“参靖”的可能性都不大。但上述言论的要害在于，它折射出在“失去20年”特别是经历了“3·11”地震海啸核泄漏复合型灾难后，日本的对外心态更趋保守，对华警戒感有所增强。甚至连《日本经济新闻》等主流媒体，也呼吁强化国家向心力，振奋民族精神。这种社会氛围对后续政权对华政策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中日关系面临复杂局面，两国长远战略利益需要彼此加强合作，但合作又受到各方因素的制约。从长远看，中日关系的前景并不悲观。国际关系自有史以来，大国间力量对比持续变化、从旧平衡走向新平衡的动态过程是绝对的、恒久的，不变是相对的、暂时的。目前中国对其他大国、对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中日关系就处在这样一种构建新平衡的过程中，新平衡迟早会到来。

　　形势比人强，日本需要学会顺应而非抵触潮流，而且最终也不得不这样做，但从中近期看，中日关系距离两国战略利益的需要还很远。其中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外，两国都处于经济政治转型的重要时期，国内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凸显。“3·11”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对日本伸出了慷慨援助之手，但从日本社会的反应看，中日关系似乎并无明显改善。今天我们看到的日本是一个“3·11后”的日本，而中日关系却仍然是“9·7后”(2010年9月7日中日撞船事件——编者注)的中日关系，反差明显。

　　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符合中日双方利益，也是双方的重要政治约定。而面对复杂局面，必须首先管理好、控制好敏感问题，不让分歧影响关系大局。外交的本质不仅仅是解决问题，从哲学高度看，在一些问题短期内明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暂时置重点于有效管控，也是外交的一种使命。与此同时，全面加强合作，包括安全合作。中日同为亚太大国，理应将合作扩大到安全领域，共同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当务之急，是磋商建立海上沟通联络机制、危机管理机制。

　　从理论上看，在各国之间，在包括像中日这样地缘相近的大国相互依存、共同利益空前增长的时代背景下，打破“一山不能容二虎”这类传统地缘政治观念是完全可能的。中日如果能实现结构性互补，并且能在文化文明上相互吸引，合作共赢就并非天方夜谭，而且也是唯一出路。从现实看，两国政策也支持这种合作。在日本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中，强化日美同盟的功效已接近极限，强化自主防卫力量受到美国因素、国内政治分歧及财政困难的重重制约，余下的只有地区安全合作的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从安倍晋三时代开始，日本热衷于打造地区“民主安全合作网”，但要满足安全需要，对华合作是它早晚要面对的一大课题。

　　中日扩大合作还需要妥善处理美国因素。“黄祸”意识在白人种族主义者当中根深蒂固，保持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牵制也一向是美国地区战略的要点之一。战后日本一直把日美同盟作为地区安全的基轴，但现在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需要做出调整。同样，我们坚决反对日美同盟垄断地区安全事务、干涉他国内政，但也要看到如果同盟完全解体就会导致日本战略走向变数增加，地区安全前景更加复杂。日本正处于徘徊期，在它最终完成战略软着陆之前，一个作用相对化、对第三方开放化的日美同盟，不仅能让日本国内“安心”、也能让它的周边邻国心里踏实。

　　来源：2011年9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7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