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的存亡，关乎农民工孩子们的人生大事 新华社发

打工子弟学校普遍需要政府的有力扶助 新华社发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璇 马海洋

　　即将迎来开学的日子里，北京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却面临关停强拆，这个消息传到骄阳似火的广州，让不少外来工打了一个“冷战”：广州的打工子弟学校会否遭遇同样的命运？

　　据统计，在广州也有3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他们一致不姓“公”，都是民办的。从创办至今，一路走来也是坎坷曲折，几年前也有学校遭遇一次性裁撤的命运。

　　近日，羊城晚报记者调查走访了广州市多家打工子弟学校，据了解，当前广州的总体环境相对宽容，但对于未来的路还能走多远，却始终充满着危机感。

　　喜

　　学校现状：

　　暂表乐观，未有裁撤之危

　　“不担心学校会被关停”

　　“政府开始一视同仁了”

　　“教育局指令性文件少了，指导性意见多了”

　　“广州不可能像北京一样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因为公办学校并没有能力接纳农民工子女，民办学校才是主力。”有打工子弟学校负责人信心很足，他认为广州对学校的“动作”，大多是进行规范。

　　8月24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花园的黄石小学，这是一家较为成熟的打工子弟学校，1996年由民间力量创办，校舍和教学设施看上去都不亚于公办学校。校门口的标语很醒目，写着“户籍不限，不收赞助，校车接送”。记者看到，有一外省籍家长正央求校长让他家孩子补办入学手续上一年级，但由于招生已满，校长推荐他到离家远些的另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插班。

　　校长黄胜文介绍，到这家学校上学的本地生源很少，大多都是聚居在白云区的外来人口，或打工，或做小生意，经济水平还算可以，但也有个别交不起学费的，只好让他们缓缴或分期付款。

　　“其实外来务工人员也有纳税，政府却一分钱也没补助他们子女的义务教育，这有失公平。”黄胜文说，不过，他认为，北京的关停目前在广州不会发生，除非是学校办学者本身有缺陷，即使有些学校证件不齐，广州也不会马上关闭它，就像学生考试不及格不会马上被开除一样。

　　“现在政府对待我们的态度宽松多了，业务上也常常有帮扶。开始一视同仁了，把民办和公办看成一个系统，让老师一起开教研会，学生一起参加考试评比，”让黄胜文欣喜的是，现在还成“结对子”了，让优质的公办学校帮助较弱的民办学校。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白云区同德围泽德花园的泽德中学，也是打工子弟学校，今年招收400名初一新生，现场很多家长正在为孩子办理入学手续。从四川南充来的郑女士说，进这学校不需交任何赞助费，每学期大概4000元学费，“在广州能找到这样的学校读书，我们已经很知足了”。

　　校长陈楷表示，不担心学校会被关停，只要能做到依法依规办学，让政府部门和群众满意就行。“以前开会民办学校很难见到教育局领导，现在不会了，教育局领导会来考察。现在指令性文件少了，指导性意见多了。”陈楷说，广州目前对民办学校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正在推动我们规范化办学，向公办学校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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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长不易：

　　能生存善莫大焉

　　“自带干粮帮政府带孩子”

　　“一旦城中村改造，学校也将无处可逃”

　　北京此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教育部门也给出很严厉的理由：学校都未经审批、不符合办学标准；校舍为违法建筑，存在安全隐患等。但这些理由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

　　“其实，如果政府有心，学校的硬件不达标，可以帮忙改善办学条件，让他们达标就行了，何必要拆掉呢？”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健，从1997年开始在广州创办打工子弟学校，对于北京的“同类之死”，很是伤心，也很是气愤。

　　信力健表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先天不足，如同在野外生存，是“自带干粮帮政府带孩子”。不仅缺乏像公立学校的财政支持，基本上是“以学养学”；同样是在做教育，但学校要自租场地，水电费没有优惠，老师的工资也只有公办学校老师的不到1/3；社会还有歧视和偏见，觉得打工子弟学校就是脏乱差。“我们能生存下去便是善莫大焉。”

　　信力健回忆道，1997年，他创办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时候，“校门口总是积水，逢下雨到处是泥泞的烂路。随处可见垃圾堆，一刮风就吹到学校里。光秃秃的校园没有一棵树，四周皆是菜地。学校的房子是租来的，教室是改建的，老师是外来的，学生呢？没有学生，要去一个一个地招来。”这就是打工子弟学校的雏形。

　　海珠区康乐小学校长刘建敏也告诉记者，他们的校舍是租借来的，成本很高，负担比较重；加上农民工子女流动性大，老师由于待遇偏低队伍不稳定，提高教学质量难度较大。一旦城中村改造，学校也将无处可逃。

　　谈到处境，校长黄胜文并没有太乐观，他说心里其实还是有挺多担忧的，比如民办学校到底能走多远，民办能否与公办对等，还是有一天会全部被公立化？

　　据了解，当前广州市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有几种渠道：部分进入公办学校借读；少量进入私立“贵族学校”高价就读；多数还是得进入普通民办学校就读。其中，公办学校极为紧张的学位、“人户一致、就近入学”的招生政策、严格的“三证”(暂住证、务工证、计生证)核查制度，还有形式各异的入学费用，让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并非易事。

　　双城对比

　　上海出路：政府购买学位

　　农民工子弟100%免费义务教育

　　在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红看来，广州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对民办学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依赖，而且广州的打工子弟学校质量和环境总体上还算不错，并不像窝棚、游击队那样，相对规范些。广州的公共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相对缺乏，这些年民办学校为政府缓解了不少压力。“广州的情况跟北京大不相同，并不用太刻意强调‘以公办学校为主’。”

　　在谈及打工子弟学校的困境时，学者们总会提到为人所赞赏的“上海模式”。据介绍，上海对于少数不符合办学条件要求的打工子弟学校实行取缔，学生分流到公办学校，而合格的则由政府接管，政府对于创办者进行一定补偿，政府还给予所有登记入学孩子每年2500元左右的生均经费补贴，并且在师资方面给予补助。

　　据统计，2010年秋季开学时，共有47.05万名农民工同住子女在沪接受义务教育。民工子弟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比例，则从2007年底的57.1%上升至100%。

　　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介绍，上海投入巨资改造了打工子弟学校并将其纳入民办教育管理，政府出资委托其招收农民工子女。上海市共审批设立了162所这样的小学，由政府向其购买约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对新审批的以招收农民工子女为主的民办小学，该市财政还给予每所学校50万元办学设施改造经费，“不足部分由区县予以补足”。

　　王红认为，与其关停和打压民办学校，不如换一种解决思路，探索政府以“公共财政保障为主”的新的解决途径。广州可以借鉴上海，将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特别是探索政府通过“购买学位”的方式或“教育券”的形式支持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路径。同时也要不忘继续挖掘现有公办学校潜力，为农民工子女争取与本地儿童相对均等的公共教育资源。

　　信力健则指出，要让农民工子女不受限制地接受义务教育，应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统筹力度，各级财政共同分担。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多元化办学，由行业协会而非政府，对民办打工子弟学校进行管理。

　　广州失衡：资助并不固定

　　仅有33%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得到过政府资助

　　记者采访了解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一些办学者并不是想办好教育、保证高质量教育的，而是以谋取丰厚利润为目的。前几年广州就曾发生过学校办学者卷款逃走的事件，此外，教师队伍很不稳定，无证上岗较为普遍，教学质量令人担忧，有的只是停留于识字、扫盲和托管的低层次上。

　　其实，按照相关规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是实行“两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和“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但这对很多地方来说都很难执行。

　　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红，带领学生用四年时间抽样调查形成了《广州市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报告》。报告结果显示广州做不到“两为主”。

　　抽样调查发现，2010年广州市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的比例仅约为40%，另有60%农民工子女仍就读于民办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民办学校是吸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主要渠道，然而政府对民办学校的财政资助却严重不足。

　　据广州有关部门2004年底对109 所民办学校的调查显示，只有8 所学校得到过财政补贴，多的为45万元，少的仅为几百元。据对抽取的广州市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学校的调查表明，仅有33%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得到过政府资助，这种资助多以物质资助为主。比如为某学校资助一个电脑室或者一批图书等，且资助不具备固定性和持续性。

　　2006年广州市政府本级统筹的教育费附加中安排了125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鼓励广州市接收农民工子女较多的公办学校以及扶持民工子弟学校。但由于僧多粥少，分到每个学校的很有限。并且这笔专项资金是用于改善学校教学设备的专款，所以基本上对打工子弟没减负作用。

　　报告分析，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和省级两级财政相比地方区、县政府来说要雄厚得多。但是中央政府在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投入中只承担政策制定和监督实施的低成本，而财政相对拮据的地方政府却要承担90%以上的经费投入，这种财权与事权的极不对称性，也是导致至今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无法得到切实保障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