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官员请专家们去给他们闭门上课，他们最想听到的是维稳的锦囊妙计

　　何三畏

　　一位省级重要部门退居二线的官员，来县城“讲课”。听众是一个县城的主要官员和主要公务员。讲的内容，则相当“敏感”，诸如官民关系、上访截访、贪污腐败，以及当前种种社会矛盾。他揭官员的丑，指官方愚蠢和短视，评体制的弊端，深入具体，语言“开放”。

　　设想一位对社会尚无了解的中学生听到这样的课，一定深感困惑：既然这个体制和官员的行为这样没有规则，这样充满矛盾和没有正义性，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运作呢？又设想如果把演讲者和听众的名字和身份去掉，只把内容呈报给管理舆论和宣传或国家安全的部门，势必会闻风而动，一阵紧张的。至于媒体，他的演讲稿是根本没有可能发表的，互联网也是无法上传的，因为可能涉及敏感词。

　　问题是，官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演讲，公务员为什么愿意听？只有公务员愿意听可不行，一定得有县里的主要领导同意并发出邀请。而这位先生能这样讲，也只能取决于台下听众的需求。否则，即便他再“敢讲”，也没必要这样讲。

　　笔者这里举的绝不是一个特例。当前，从最基层到相当级别的官员，产生了“提神醒脑”、听听这样的课的内心要求。于是，一些对社会问题有着深入和独特思考及演讲才能的人，走上了他们的讲台。我们知道，于建嵘先生为这样的演讲忙不胜忙。实际上，全国有不少体制内外的学者专家，大学教师，特别是党校教师，奔走于这样的讲台。

　　值得一提的是，某种程度上，体制内的学者、党校教师，比来自于一般学术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更“能讲”，更“敢讲”。前者有更多切身的体验，更知道“自己人”想听什么。前面举的这位走出省城、到地市州县去巡讲的先生即属前者。

　　在公开的层面，多数官员会表态说，这些演讲的内容偏激。但实际上，他们内心忐忑，想听听这样的话。就连在于建嵘面前报怨说“不是我们这样行政，你们学者便没有案例”(“没饭吃”)的那位地方官，也愿意听听于建嵘怎么说，否则，于先生便不可能登上他的讲台。再说，今天的官员们，关起门来讲话差不多也都会骂体制，甚至骂得比媒体和网络更“难听”。升迁无望，正在淡出官场的官员骂，正在享受腐败利益和灰色收入的，也骂。

　　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当然比较复杂，但简而言之，大致可以说，体制内的利益争夺既无原则，分配也不公正。他们不是服从原则和法制，而是服从政策和上级，每一个公务员在不断变换的政策和上级面前都是弱者，官大官小都有“相对被剥夺感”。然而，作为体制中人，骂归骂，内心却不希望这个体制规则的利益格局有所变革，因为他们都从这个体制里获得了普通大众望尘莫及的利益。

　　如此，关键的问题产生了：各级官员请专家们去给他们闭门上课，分析社会矛盾，出发点只有一个——既能保证现行利益格局的稳定，又能缓和甚至化解现实矛盾。他们希望从专家学者那里听到维稳的锦囊妙计。他们的底线在于“应对”，他们的落脚点在“摆平”和“搞掂”(摆平就是水平，搞掂就是稳定)。他们希望专家学者们直接告诉他们这个。

　　基于此，一些奔走于各地官方讲台的人士，也直接打出“维稳课”的标签。最大的特色就是教你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因为官员平时很安全，突发事件就是突然变得不安全。你不是说，在突发事件到来时，网络舆论难于应付么？那你就告诉我一条秘笈。所以，只要他们献计维稳，主要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马上掏出小本子记录。笔者想起，在提倡以德治国以后，有一段时间提倡过建设“学习型社会”，那么，在本文涉及的意义上，现在的官员已经是一个“学习型的官员”了。

　　然而，体制外的专家学者毕竟白面书生居多。例如，他们老是说，新闻发言人要如此这般如此这般，就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最主要的是要在第一时间公布真相，抢先占领舆论空间。

　　其实，仅仅这么说，官员们并不爱听，因为他们心里明镜似的，他们要有“拿得出手”的真相，也不会藏诸密室啊。要知道，如果仅仅靠“发言”就可以摆平和搞掂，那么，也就不需要以法治国或以德治国，“发言”就可以治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