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是怎么变坏的？

　　—专访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

　　文|本刊记者|石  勇 发自上海

　　王晓明

　　1955年6月生于上海，浙江义乌人。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现为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中，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

　　个人如此，社会亦然。

　　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将近20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以药家鑫事件为标志，社会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

　　从“现代化”的历史长时段上看，在一个社会的剧烈转型过程中，大多都会出现道德沦丧、人心变坏的现象——曾经的西方如此，今天的中国似乎也难以例外。

　　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

　　“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它的逻辑和轨迹如何？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

　　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典型精神成长史

　　《南风窗》：说起中国社会现在有什么问题，大家都知道，比如贫富悬殊、司法不公、阶层固化、信仰缺失，等等。一个不认为这一切很合理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这样？

　　王晓明：问题是挺严重，原因也很多，都搅在一起。为了说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先把范围缩小，从“个人”的精神成长开始谈：一个小孩，来到这个世界，慢慢长大，他碰到的各种社会规则、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会将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先来看他怎么读小学和中学。这个阶段大致是10年，越接近高中，应试教育越是一手遮天，考试成绩第一，别的一概让路，玩蚂蚁、数星星、看电视、打球、读小说……凡是不能直接兑换为分数的事情，无论小孩多么喜欢，都得放弃，学校里老师这么管制他，回到家父母还是这么管制他。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开始“社会化”时的两个最大的权威，一旦他们口径一致，小孩只能服从。

　　《南风窗》：根据心理学的说法，大概从三四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么孩子就会感受到一种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他以后可能会报复社会或他人。

　　王晓明：没错。但在有能力报复之前，这个小孩已经先形成了两个意识：一、自己很渺小，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二、为了权威告诉他的那个以金钱为基础的将来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的大部分兴趣和爱好。

　　《南风窗》：进入大学阶段以及工作后，这些东西更被强化了。

　　王晓明：假定他顺利考入大学了，一开始，他可能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很放松，翘课、睡懒觉、每天打篮球…… 但到三四年级，找工作的压力来了，当他四处递送简历而回音寥寥，筋疲力尽地从“人才市场”回到宿舍的时候，或者，他凭本事笔试过关，却在面试环节被利索地淘汰的时候，他一定痛苦地发现，在这个越来越讲出身、讲关系的现实中，个人努力其实并无多大用处。

　　《南风窗》：他又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王晓明：对，他在少年时代体验到的那些消极的经验，现在又攫住他了。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个人”意识：一方面，各种从小就包围他的外部力量——比如父母的呵斥：“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很早就让他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最重要，别的都无所谓；另一方面，他同样很早就明白了，自己是不能做自己的主的，奋斗和反抗都是没有用的。

　　从“裸婚”到职场“心理过劳”

　　《南风窗》：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冲击和包裹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

　　王晓明：对，譬如爱情，在我们分析的这位年轻人到目前为止体验的各种情感中，它可以算是最具正面性的一种。假定他顺利从大学毕业，最后也找到了一份白领工作，薪水不高，但日子能过，这时候，他爱上了一位也是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希望与她一起走今后的人生长路。

　　但是，就像电视剧《蜗居》和《裸婚》所展示的，在今天，除了相爱之外别无所恃的年轻人，多半困难重重，压力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坏，现实的算计逐步压倒青春的欢乐，贫贱夫妻百事哀……

　　如果一个年轻人从爱情中尝到的，大部分都是沮丧和失望，是物质现实的强大、个人精神和心理冲动的退却，那就意味着，他的主要靠青春活力支撑的积极心态，再一次遭遇重大破坏。只要能深切体验某一种超越狭隘功利的美好价值，人内心的其他同类体验就会得到鼓舞。反过来也一样，如果这位年轻人不相信世上有纯真的爱情，他大概也不会觉得公正啊、人的尊严啊，真有什么意义。

　　《南风窗》：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阻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王晓明：再来看这位失恋青年的职场生活。今日的城市白领，无论国企私企还是外企，都经常碰到不能准时下班、周末出差之类的事，劳动时间被变相延长。更糟糕的是，公司运转越成熟，对员工心力的榨取也越厉害，尤其是那些薪水相对较高的行业，例如金融和IT行业，员工劳动的“心理强度”都明显增强，即便人是下班回家了，精神却松弛不下来，依然觉得很累。

　　《南风窗》：您提出的劳动的“心理强度”这个概念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

　　王晓明：看起来他是回家休息了，但他却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看一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电影或话剧，他甚至没有心情和父母多说说话，因为这也同样需要投入心力，要对别人保持关心和敏感。这样累得久了，连谈情说爱的动力也会消散：“我哪有精力啊……”他要的只是放松，只是第二天早上能有精神回办公室继续“搏命”。说得学究一点，他是完全陷入“劳动力再生产”的循环，无力发展自己的其他需求了。

　　《南风窗》：您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

　　王晓明：是。一个小孩日长夜大，他的精神和心理的自主性，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进入社会和职场，对社会公正的信心是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他和各种人交往，对非物质功利的情感和价值的体验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在我看来，这是理解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3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对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后者，那就可以断定，“人心”大概不会好。

　　分配不公会抵消经济增长正面作用

　　《南风窗》：社会道德和人心上出现的问题，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对此怎么解释？

　　王晓明：经济发展了，贫困的压力轻了，人心应该会变得松驰和温和，你看现在的年轻人，一般来说，要比我这年龄的一代人善良。

　　《南风窗》：这里有不同的关于“他人”的预设。在你们那一代人，一个人肯定和“他人”有关，无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但在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没关系。

　　王晓明：也就是说，往往只有在能够感同身受的时候，才会形成对他人的比较深刻的关心。去年11月，为什么10多万人自发去悼念上海大楼火灾的受难者？一个重要的心理原因，就在于这火是从外墙烧进窗户里去的。“坐在家里都不安全！”正是类似这样的联想，让习惯于不闻窗外事的上海市民，感到无处可退，必得要表示抗议了。

　　《南风窗》：回到您前面说的，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了，人心问题却更严重了呢？

　　王晓明：这就要说到事情的另一面了，经济增长虽足以令人心变得温和，至少不那么紧张，但财富的分配机制严重倾斜，以至对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增长反而强化了经济对他们的压力。如果大家都穷，虽然我不满，一看别人，“都差不多啊”，我对自己“贫穷”的感受就不会很强烈。现在不一样了，贫富悬殊，虽然中低收入者口袋里的钱也增加，但这个增加赶不上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多数人从经济增长中感受最多的，反而是经济压力的增大，于是更焦虑、更紧张了。

　　也就是说，分配制度的严重倾斜，大幅度抵消了经济增长对于人的心理和伦理状况的改善作用。

　　头脑知道对错，但身体不配合

　　《南风窗》：还有腐败在刺激人们。

　　王晓明：和经济压力的强化搅在一起的，是各种腐败。尽管仍有很多正派有为的干部，但如果问老百姓，今天社会上哪个群体最糟，他多半会说：官员！现在公众对官场的评价确实非常消极。

　　这个消极的意思是，一方面，普遍觉得官场很腐败，另一方面，又普遍觉得奈何不了这个腐败。

　　今天民众获取资讯的途径比过去多了不少，但在目前这种局面下，民众对官场腐败的理解反而更容易消极。以前知道得少，比较容易将腐败看成是一种局部现象，因此也就有信心去上访、去抗争。现在知道更多信息，容易认为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 类似这样的判断，确实容易助长人的无奈感。

　　正是这种无奈感，从一个方面助长了社会性腐败的膨胀。你意识到“恶”很强大，所有的东西都被它压着，你奈何不了它，那怎么办？一条路是逃开，躲到什么角落里去独善其身，也有人继续反抗，但大多数人恐怕只能走第三条路，放弃抵抗，渐渐麻木，甚至有意无意地分一杯羹。  

　　《南风窗》：这就是一种恶性的犬儒文化了。

　　王晓明：对。这种文化的根很深，不但扎在一般所说的文化层面，更有很粗的根，深扎在经济层面。这里面有一个逻辑，就是市场如果不生产出和它配套的文化的话，它没办法顺利运转，因此它也直接来生产文化。

　　它生产文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日常生活，培养人对于现实环境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不要说城里的年轻人，就是现在农村的许多年轻人，也不再如父辈那样勤劳能吃苦，而是跟城里人一样懒惰，这种懒惰，就是这种逻辑训练的结果。再比方说，无论城乡，人的很多情感，都习惯性地通过消费来表达。

　　《南风窗》：好像离开了吃饭喝咖啡喝茶买东西送礼，一个人就不会表达了。

　　王晓明：这些都在潜移默化地强化一个人的被动性。这个被动性不等于头脑糊涂，许多时候，我们其实是知道怎么一回事、知道应该怎么做的，但是，头脑想清楚了，要奋起了，身体却拖着坠着不配合，理智上知道要节约能源，身体却要开冷气开暖气，不然就生病！身体已经被改造得一离开给定的现实环境，就不适应了，它似乎无力去创造别样的生存环境，尽管理智上知道那个更好。

　　《南风窗》：以资本逻辑来支撑它运转的社会，需要制造两种东西。一种是根据契约原则在市场上流动的“劳动力”，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所普遍具有的“社会性格”，尤其是要制造“消费者”。刚才您所说的出现人的疲惫、倦怠，可以归结为是“消费社会”制造出来的。

　　王晓明：从某个角度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无论城乡，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越来越多地体验对于现实环境的屈服的过程。正是这一点，从根本上加固了前面设想的那个小孩的消极的精神成长：他越长大，就越缺乏自主性。

　　可是，今天的人的所有良性的道德选择，都依赖于精神的自主性。越是社会风气坏，你选择做一个正派人、一个不同流合污的人，就越同时是在选择做一个自主行路的人。这方面的困难，可想而知。

　　社会共识一旦形成将扭转消极心态

　　《南风窗》：近年来，资本主导社会的现象好像越来越明显。

　　王晓明：是的。资本逻辑成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主导力量。进入1990年代以后，政治结构实际上也越来越明显地按这个逻辑而重新组织。

　　这样的社会再生产推进到一定程度，整个文化再生产的机制也完全改变，我们从大学就可以看出，比如，基础学科声音越来越轻，实用学科嗓门越来越大，立足于工具理性的学科喉咙越来越响，不这么立足的学科差不多都闭嘴了。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文化的再生产，就越来越像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利益的膨胀过程，其他的空间急剧缩小，这结果之一，就是一部分专家越来越不说人话，公然替权贵帮腔。

　　《南风窗》：专家坚持良知，会被视为不符合资本逻辑所决定的游戏规则，他可能很难混下去，除非出局，才会讲几句真话，假如确实有相应的学识的话。

　　王晓明：现在似乎是只有彻底放弃现实回报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底线。只要还有一点顾忌：家人啊、同事啊、所属的团队、学科、单位、学生…… 就很难完全守得住。特别是年轻人，有诸多的现实需要，也就随之会有诸多顾虑，要他在如此力弱的情况下顶住威逼利诱，事实上也很难。

　　因此，今天社会上实际弥漫着不安和愧疚感。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只不过现在更多地表现为犬儒之后的不安。社会也就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在一些媒体和网络上，这种歪理真是太多了。              

　　《南风窗》：不能坚持良知而可以合理地得到辩护，由此形成几乎每个人思考和选择的共同的社会和心理背景，那实际上也等于说，出现药家鑫类的人，也不 足为奇了。

　　王晓明：是。今天的大多数人其实都明白基本的是非，但他守不住，因此很不安，在这种时候，一旦参加某个公共问题或媒体热点现象的讨论，就本能地偏向那些能减轻自己这不安的歪理。药家鑫案中他的一些同学的言论，就是例子。

　　《南风窗》：药家鑫案中有一种声音“假如是我，我也会这样干”，这种声音现在似乎比较流行。比如说，“我要是女人，也会当小三”。它背后有这样的逻辑：这是社会逼的，所以，不要问我有什么责任。但这样说话和行动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也会作为“社会”影响别人。

　　王晓明：一个人要能如此反省，前提之一，是他多少有一点介入公共事务的正面体验，他能由此——哪怕是部分地——相信，因为公众的努力，社会能够变好。

　　可是，这些年来，我们对个人介入公共事务的体验，有多少是正面的？维权的代价，往往十分惨重。一个人如果长期缺乏这种正面的经验，他就会本能地愿意相信，社会是社会，他是他，彼此没什么关系。而到这一步，他也就不会再考虑“我这样做对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一类的问题了。

　　《南风窗》：糟糕的道德和人性状况，会给我们的社会造成哪些后果，特别是正在剧烈转型的今日中国？

　　王晓明：最大的后果就是社会抵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差，稍有风吹草动，就一塌糊涂。当然，社会的自我保护和修正能力也因此很弱。

　　《南风窗》：现在不少人都有一种无力感。

　　王晓明：但我们无需太悲观。所有的社会变革，背后都有一个东西在逼迫，那就是千千万万人的现实感受。“不能再这样下去”的社会共识一旦形成，就可能扭转我们刚才分析的那些消极心态。“文革”结束以后就是这样，今天和以后，我想也依然是这样吧。人民群众要求社会进步的共识之力，谁也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