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校内地生：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流泪

　　香港科技大学有另外一个称呼，就是将Hong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其中的“Science & Technology”换成“Stress and Tears”，压力和眼泪。从开学时受到的打击，到在导师处感受到的羞辱，马郅杨一度选择了自暴自弃。在长达半年的心理辅导后，他才重拾了信心。现在，在面对同样经历的学弟学妹时，他会说，你就做吧，做着做着，看到成果以后你就会慢慢地对自己有信心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于靖园

　　这是马郅杨在香港科技大学的第五年。

　　十年前，2001年，马郅杨还在浙江大学上本科，那时候，这个成都男生以优异的成绩来到这所国内一流名校，选择了一个当时少有却非常有前景的专业，管理信息系统。那时候，留学香港的内地生几乎是凤毛麟角，而马郅杨，也压根儿没有想到自己会跟香港这座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时尚国际化都市沾上什么边。

　　读博士，一定要出去读

　　在被保送为本校的研究生后，马郅杨发现，研究生学的课程，很多内容只是本科的陈饭，再炒了一遍而已。他同时发现，在内地高校，因为老师们的薪水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不错的生活，所以他们会在外面做一些横向项目、帮企业咨询、帮政府规划等等。而学生，则成为了一种廉价的攒文档的生产力。

　　“感觉真的很荒废。”马郅杨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意识，如果真的想做研究，博士是绝对不能在内地读的。

　　研一下学期，马郅杨坚定了“出去”求学的想法。研二上学期，他把所有申请资料都准备齐全，递交给美国和香港的各所学校，尽管他最向往的是美国，但是由于当时申请时间过晚，很多优秀的学校都已经过了deadline，最后，在他收到的几所学校的offer的时候，他发觉，香港科大是最不错的。而他的老师，也都纷纷表示这个港科大在全球排名十几的专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以学院优秀论文、不错的托福成绩和电话面试通过等条件，2006年，马郅杨来到了香港。

　　那时候，来香港就学，已经是一个常态。2003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2006年时，招生范围增加到20个省市。

　　这座坐落于香港美丽的清水湾海湾边的学校，给他的是一年15万港币的奖学金和美好的前景。

　　确实，当马郅杨拉着行李到宿舍的时候，他拥有的不只是大额的奖学金，还有与西方接轨的教学体系、全英文教学环境、强大的软硬件及师资、充足的海外交换机会、丰富的假期实习计划、繁华的国际都市和理想的就业升学前景。

　　一切看起来都很好。

　　可是，当马郅杨信心满满地准备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时，他才发现，真正踩进了这个领域，现实还是与他美好的憧憬有着可畏的差距。

　　打击，从刚入学开始

　　刚开始新的学期，在与老师们的面谈中，马郅杨就被来了一个下马威。与老师的面谈都是用英语，马郅杨的英文水平向来不错，但是，当老师问了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术语，他连中文都没有听过。

　　“他问我知不知道拉格朗日常数。”马郅杨回忆，而他只能诚实地回答不知道。那一刻，对面几个老师的脸瞬间就黑了，一脸惊诧。“就好像这么基础的知识我都不知道一样。”马郅杨心里咯噔一声，刚刚燃起的对新生活憧憬的火苗，瞬间就被一盆冷水扑灭，他甚至感觉，自己好像辜负了学校挑选自己来读博士的那份信任。

　　那一天，有一种叫做压力的种子，重重地埋在了他心里。而在正式开学进入研究后，这颗种子，开始飞速地生长。

　　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学体制是一种修改过的美式教学体制，在对学生的培养上跟美国一样，很严格，但是又不像美国那样，学生第一年进学校可以先学一些基本的课程，然后跟不同的老师接触后再双向选择决定导师和以后的研究方向。“在香港的学校，这种被修改过的体制成了谁招你，你就要跟谁做研究。”

　　让马郅杨比较郁闷的是，当时招他的导师，对他的背景并不是很了解，而马郅杨，对其导师的研究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在导师告诉他自己做的是这个方向的研究时，马郅杨有点傻眼了。

　　这个研究方向需要做很多经济学的东西，一入学，就要上高级微观，和做一些数学建模。“要知道我之前的经济学只局限于初级微观经济学，数学则是六年都没有碰过了。”

　　在港科大的第一年，马郅杨过得很痛苦，他要把以前很多没有学过的数学内容补起来，然后再去承受类似高级微观这样难度较高的学习。

　　“如果在最初，我能勇敢地、明确地指出来这个问题，向学校要求换一个老师，或者向老师要求换一个方向的话，或许就没有之后那长时间的痛苦了。”马郅杨说道。

　　但是，作为一个自尊心较强的内地生，马郅杨早已习惯听老师的话，不懂得反驳了。就这样，他默认了这个研究方向。

　　可是这个结果，马郅杨承受得太吃力了。那种压力，快要超出他能承受的负荷。

　　在导师面前，我感觉受到了羞辱

　　在努力学习的过程当中，马郅杨发现，即便他还能勉强承受大强度的课业，但是也越来越不能忍受他的从美式教育体系出来的导师。“甚至连他过的时间，都是美式的。”马郅杨经常在夜晚11点或12点接到导师的电话，而在上午，他根本不能找到导师的人。“他的每个电话，都是在问我，研究课题有没有进展。”

　　“我的老板在不断地Push我。”马郅杨这样说。他已经习惯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他觉得，他的导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就像领导对待下级一般。

　　他的老板，甚至把这种Push强行添加到马郅杨自由控制的假期时间里。很多次，在放暑假的时候，马郅杨准备回老家成都的前一晚，导师都会打电话给他，给他布置回家这一周的任务，并且说：“我们来开个会，今晚不谈完这个内容，我不准备睡觉，你睡吗？我希望你也不睡。”

　　那已经是无数个通宵中的其中一个了，尽管那一次，时间是在暑假，尽管第二天早上，马郅杨还要赶回成都。

　　这种天天电话督促、强迫式的教学方式，让来自内地的马郅杨觉得不被尊重了。“我感觉他怀疑我的能力，怀疑我的自主性。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羞辱。”马郅杨用了“羞辱”这一词，他觉得自己形容得并不过分。

　　现实就是这样残酷，你不够努力，就会被淘汰。马郅杨曾经美好的预想幻灭了。他在想，跟着这样的一个老师，并且在自己很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到底能不能毕业，毕业后能不能在学术圈里站得住脚。

　　港科大是所年轻的学校，很多东西都在实验，那种北美式教学的变形，在香港存在一个匹配的问题。匹配得好，就会比北美的模式更有效率，当然，代价是，有些匹配得不好的，就会被牺牲掉。

　　马郅杨认为自己是这个实验的牺牲品。

　　尽管在20年间升至亚洲排名第一，但是在马郅杨看来，港科大有些急功近利。作为底部的承受者——学生，马郅杨有最深刻的体会。他知道，港科大的导师，压力也是很大的。

　　在港科大，衡量导师水平的国际标准在很多西方国家的一流高校看来都十分苛刻。助理教授在工作五六年后，系里将根据他们是否在国际排名15名以内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足够的论文，决定是否给他们副教授的职位和长期的工作合同。

　　“为什么这个难呢，因为每一篇的审稿过程，平均来说，要有一年半，就是你投出去以后，发表出来，要有一年半的时间，然后你还不一定每篇都被接受，接受率只有不到5%。”而这样，导师的强大科研压力就转嫁到每个学生身上。

　　这种不断的来自于学业和导师的Push，终于把马郅杨逼到了悬崖边上。

　　内地生是香港科大最孤立的群体

　　在他来到港科大的第三年，马郅杨发现自己越来越抑郁，有时候在图书馆，望着窗外美丽的景色，他发呆，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走下去，该干什么。他清楚自己已站在悬崖边上，或许向前走一步，就会解脱。

　　那段时间，马郅杨听说有来自内地的学生因为学业压力等原因跳楼自杀。在此之前，香港已经有了不少内地生自杀的例子。就港科大来说，2007年，江苏籍博士生葛炜炜，在其宿舍内自缢身亡，而在此之前，2004年，一名内地博士生从学术大楼坠下，伤重不治。

　　年轻的内地生生命的消逝，像阴影一样笼罩在学校的内地生圈子里，久久不散。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也向媒体表示，内地生压力很大，他们是香港科大最孤立的群体。

　　而学生们早就熟悉了港科大的另一个“称呼”，就是将Hong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其中的“Science & Technology”变成“Stress and Tears”，压力和眼泪。

　　那段时间，尽管没有选择极端的方式，但是马郅杨开始自暴自弃。

　　长达一个月的时间，他不收邮件，不接电话。除了导师的，甚至连父母的电话都不接。最为夸张的是，在考量学生是否有能力进入下一阶段学习的资格考试中，马郅杨选择了故意不过。他的心里已经萌生了退学的意愿。

　　他不想再去想一些关于自己前途的事情。

　　“实在不行，大不了重新申请学校，去美国。”马郅杨回忆起当初的想法，“三年的时间，浪费就浪费了吧。”

　　马郅杨开始在网上看视频、小说。为了逃避，他甚至开始追星。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他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到电脑前，浏览明星的百度贴吧，在里面发言，参加全国各地的明星活动。

　　在网友的眼里，他的身份已经是一个正宗的狂热追星族。只有很少一部分人知道，他在港科大，那所非常了不起的学校上学。

　　在马郅杨身边，因无法适应香港而中途退学、休学者并不罕有；亦有不少人选择自我封闭，沉迷于游戏和网络。在香港读书四年，毕业之后却无法用流利的广东话交流，甚至连听都听不懂的亦大有人在。这种环境，对马郅杨来说，比生活在讲英文的西方国家，还要痛苦。

　　马郅杨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学校和父母的注意，失去联系的父母焦急地来到香港找他。那一天，父母跟他做了长时间的交流沟通，他忽然间明白，原来，父母从来没有像他想象那样，在学业上给他要求，他们只需要他做自己，只需要他快乐。

　　“转变，很多时候是一瞬间的事情。”马郅杨说。

　　马郅杨的事情在学校引起不小的轰动。在学校的安排下，马郅杨每周去做一次心理辅导。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马郅杨和他的导师，做了一次正式认真的交流。马郅杨依旧记得，那时，在谈到激动处时，从来不掉泪的自己潸然泪下并大声表达，导师对他造成的压力，他请求导师可以更加尊重他。

　　半年的心理辅导，父母的支持还有导师自身的改变，让马郅杨重新找到了自己的轨道。尔后，他逐渐在这个研究方向上寻找到了自信心，一些论文的发表，一些获奖，一些老师和学术界的认可，逐步让他在磨难后重新坚定了自己的路。

　　“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不走下去首先对不起的就是自己。”马郅杨认识到，最重要的还是建立起自信。像他这个年纪的朋友、同学，已经有车有房，甚至有孩子了。而他，依旧还是个“学生”。既然已经读了这么多年的书，付出了这么多努力，他觉得自己起码不能比其他同学、朋友差。

　　两年后，就将拥有那张世界通行护照

　　虽然过程很难，但是马郅杨相信，只要坚持，总能挺下来的。

　　现在也有一些内地生学弟，类似当年的马郅杨一样，经历这种用马郅杨的话来说，“非常struggling”的过程，马郅杨就会跟他们说，“你就做吧，做着做着，真的花了时间在上面，最后就会有成果。而看到成果以后你就会慢慢地对自己有信心。”

　　马郅杨重拾了自己的信心，真正经历过磨难挺过来，他的信心建立得更扎实，也更客观地看待香港科大这种仿美式教学。由于他们的导师基本上都是国际顶级期刊的审稿人，马郅杨和其他学生经常会有机会参与审稿，接触国际上最新的研究，甚至用另外的角度去批评他们的研究，这非常考验他的思考能力。

　　“要知道，以前在内地受教育，看什么文章都觉得是对的。”马郅杨说道，可是现在，他会考虑这篇文章的短处在哪里，它的假设好不好，如果自己来做，会怎样去构建这个模型。后来，由于自己的审稿经验和导师与国际刊物编委的良好关系，马郅杨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国际刊物的审稿人。而这些在内地都是无法实现的。

　　现在，马郅杨马上就要面临找工作的问题，他最理想的就职地点是美国、澳洲和香港。

　　“当然，回到内地也不错。”作为从香港高校出来的博士生，即便回到内地高校任教，走的也是另外一条薪酬轨道，“海外轨”，在类似上海财大、上海交大、复旦、北大、清华等高校任职。“那样的话，一年的薪水可以拿到三四十万左右。”

　　再有两年，他就能有资格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拥有那张几乎全世界各地自由通行的护照。“工作空余的时间，我想到处旅游。”

　　望着窗外，这个沉稳的成都男生忍不住开始憧憬属于他的两年后。

　　窗内书桌上，放着《亚洲周刊》和《南华早报》，这是马郅杨在香港最常阅读的报刊。再旁边是一张James Blunt的演唱会门票和一份西多士。经常能在这座城市看到国际明星的演出令他兴奋，而港式传统的下午茶也早已成为他的习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马郅杨”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