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987年，在巴金家中，马达(右)问巴金今后对文汇报有什么期望时，巴金回答说：“坚持讲真话。”

　　老报人马达去世后，早报记者专门采访了四位马老生前的同事和部下，他们分别是小说《伤痕》作者卢新华、《文汇报》原高级记者郑重、《文汇报》原总编辑吴振标和原副总编辑茅廉涛，另外援引了《文汇报》高级记者钱汉东写马老的纪念文章。通过他们的讲述，可以让我们接近这位了不起的新闻人的立体面貌……

　　吴振标

　　（《文汇报》原总编辑）：

　　整个文汇报在1980年代都是非常辉煌的，在他任下，文汇报造了大楼，造了印务中心。

　　他来文汇报的时候，我当时担任文汇报的评论部主任，他对改文章亲力亲为，亲自负责社论，很多文章，他都要亲自审，我是跟在他后面学习。他当时对文汇报的评论，指导原则就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茅廉涛

　　（《文汇报》原副总编辑）：

　　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多年，是文汇报最辉煌的时期，我们有幸在那个时期在他手下从事新闻工作。1980年前后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苦恋》，《伤痕》、《于无声处》的决策，都体现了老报人对办报的无畏精神。所以当时的文汇报得到了很多好评。我当时是助理，可以看到，他对办报倾注了很大心血。每到节假日的时候，他都会值夜班，让其他领导回去休息。那段辉煌时期，跟老马和他的同伴们分不开。他从革命战争中走来，他有资历和资格去实现报纸的尖锐风格，而且当时正好处于思想解放运动中，而《文汇报》正好起到了很大作用。

　　郑重

　　（《文汇报》原高级记者）：

　　马达1977年进入文汇报以后，我们才认识，很长时间我们就是上下级工作关系。他刚刚到文汇报的时候，因为“文革”关系，文汇报当时的处境非常不好。但正是他的到来，对文汇报改观发挥很大作用。他很懂得当时的政治形势和读者心理，所以发表了很多引起读者共鸣的文章，比如1978年他拍板发表《伤痕》，《文汇报》一下子在读者中树立了很高地位，改善了《文汇报》的形象。

　　他长期是我的领导，他对我的采访没有太大限制。我当时发表的文章比较多，很多人就有牢骚认为，为什么给我那么多版面。马达在一次会议上就说，你们如果能写得那么好，我也给你版面。在很多报道中，他都对我说，事实上你来负责，政治上我们来负责。他很为记者承担风险和撑腰的，这让记者对他很有信任感。在他手下当一个兵，我是很开心的。他对记者的使用，是很知人善任的。

　　对于新闻价值观，过去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有不同看法，当时的辩论很激烈。但他认为，人民性和党性是一致的。

　　他的去世，是中国新闻界很大的损失。虽然对文汇报，他的去世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有马达在，文汇报还是有股气在那里的，对我们这些老文汇人来说，他去世总让我们觉得缺了些东西。

　　卢新华

　　（作家，小说《伤痕》作者）：

　　我是从1982年开始在文汇报工作，1985年离开。作为新闻人，他是非常有新闻理想、想法和骨气的人，比如当时批《苦恋》，就是因为他和其他几位报人，顶住压力不发那篇批《苦恋》的文章。有时候，凭一件事情，你还不能评价一个人，但从很多事情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看法，坚持真理。从这点看，我很尊敬他。要不是因为他身上有这样的精神，《文汇报》当年也不会发表我的那篇《伤痕》。《文汇报》发《伤痕》，让更多人读到我这篇小说，其中有很多因缘。我作为写作者，很多事情促使我去写，但让这部小说公开和读者见面，产生社会影响，没有《文汇报》和马达，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他的拍板，小说不可能发表，因为我当时同时也给《人民文学》投稿，他们就退稿了。当时发表，还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

　　在小说发表之后几年，中间也见到过几次，但还是不熟悉，主要还是在文汇报工作后才开始真正熟悉。当时我大学毕业后，人民日报也让我去，但要我改行担任团委书记，所以我没去。因为《伤痕》与《文汇报》的结缘，我就进入了文汇报。我在文汇报工作期间，他没有当面说过发表《伤痕》的一些故事，但通过其他渠道我大致了解了小说发表的情况。

　　（据《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