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201119期封面

　　美国的主权债务已接近上限，中国艰难地想转变发展模式，欧洲在债务危机的阴影下前景难料，日本则在衰退的泥潭中苦苦挣扎。世界病了。

　　已经持续了4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过去，世界经济再次探底的风险反而呼啸而至，危机之初，各界担忧的只是那些“大得不可能倒掉”的公司巨鳄纷纷死去，失业率大幅攀升。但随着危机的蔓延，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了不可承受之重。当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有政府来救，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谁能救政府？当危机的真相慢慢显露，人们终于发现，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政府出了问题。

　　百年以降，政府的定位总是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改变。1929年的大萧条，打破了市场自由放任的神话，成就了以政府干预为实质的罗斯福新政。19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凯恩斯主义深受怀疑，于是又开始“找回自由市场”，新美国模式崭露新角，“政府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再次回归。10几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更强化了去监管化的市场定位，亚洲模式广为诟病，自由市场再受追捧。而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救市，自由市场的神话又告终结。

　　政府已经出手，但西方主要经济体迟迟走不出危机，有人认为根源就在于政府的干预，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自我修复能力。也有人认为因为政府采取了错误的政策，所以起了反作用，并不是政府不应该干预。

　　危机仍在继续。否定之否定之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到底如何定位，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在市场面前，政府该在何种恰当的时间和边界止步？

　　在世界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之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次被讨论，美国模式已经饱受质疑，中国模式也是光环不再，北欧模式的高福利国家更是被认为难以为继，德国模式在风雨飘摇中艰难地独善其身。政府需要重新发现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

　　政府不能对市场放任不管，也不能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破坏市场机制。政府需要设计出能够引导市场主体行为的制度，然后由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市场个体进行微观决策，从而实现政策目标。既要远离英美的自由放任模式和里根教义，也要远离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但中国模式也不是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