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乡村实践

　　不要因为个人力量的微弱就否定个人力量的努力。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是要开花结果的，虽然不知道要多久。这就是我的信念。

　　撰稿/钟 瑾

　　“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下半辈子要为自己活。我们要立即行动。”2004年的一天，寒玉(李国玉)跟丈夫郑小光说。不久，在上海华山路上的一家越南餐厅，他们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左靖等几个朋友。第二天，寒玉夫妇就放弃上海的一切，去了徽州，那天“车厢里没有任何人，只有我和小光。纵使我平时不爱坐火车，但是那一次不一样”。

　　从猪圈到“猪栏”

　　到了西递之后，寒玉夫妇就在农家乐住下，然后到处打听哪里有老房子卖。找啊找，最终看上一个猪圈。

　　说是猪圈，其实是一座有四百年历史的明代建筑，只是农民觉得太破，随时可能倒塌，所以就用来养猪、养鸡、养鸭。对于寒玉夫妇来说，只要有地方落脚就行了，何况房子很漂亮。而农民却笑话他们笨，为个猪圈花9万块。

　　买下房子后，寒玉一度也很茫然，“我们是写诗的，不是建筑师，不知如何修缮这破破烂烂的猪圈。里面的古董和雕梁画柱，都被养猪的人拆了卖了，什么东西都不剩。”后来，他们请了村里的工匠一起研究。徽州的建筑是“四水归堂”，每个房间都是阴暗的。他们就打破传统——开天窗，开小窗户，并且在老房子里建起了卫生间。两年的修复工作，使猪圈变成“猪栏客栈”，也是夫妇俩的第一个Pig’s Inn。房子修好后，参观者络绎不绝，不仅有当地村民，连政府官员都来了。

　　寒玉说，本来当地人不喜欢老房子，总想拆，但在西递保护区，老房子不倒是不能盖新房的，所以他们就偷偷在墙上挖洞，直到房子倒掉。这下子，人们意识到自己的老房子是一笔看不见的巨大财富，开始着手保护。西递的房子也涨价了。

　　有住处，不代表就此融入当地社会。刚到西递，寒玉有点不习惯。比如“装修房子的时候，工匠师傅说过两天来，但他没来。原来你得去三邀四请。在上海，你跟工人说怎样就是怎样。但在乡村，你不能这么做，一定要尊重他，他是大师傅，要给他买好烟倒好茶，下午还要准备好包子馒头点心，否则他就不来你家做活”。现在，寒玉他们跟村里人关系很好，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们。过年村里吃杀猪饭的时候，他们甚至把家里所有客人都带去。

　　2007年，左靖带着一些朋友，包括中学时就认识、一起写诗的欧宁去拜访寒玉夫妇。“当时他们把十几岁时写的信，拿到我们家，一起回忆了三天三夜，每天朗读彼此少年时的信件和诗歌。只有在乡村这么完美的地方，才会触发我们最初最纯真的感情。”寒玉说。

　　2006年之后，夫妇俩又置了两处房产，其中包括碧山的一座老油厂，很多名人都成了座上客。寒玉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世外桃源的梦，但没有人真正努力去做。他们夫妇花了7年时间打造心中的世外桃源。她希望这样美好、宁静、纯粹的生活，能吸引越来越多的追求梦想、追求完美的人，一起快乐地写诗，快乐地生活。

　　安徽，是左靖的家乡，而广东人欧宁却是第一次造访。那一回他跑了五六个村庄，其后又多次拜访西递碧山，一个从艺术角度入手、开展新乡村建设的计划在他心里悄悄萌发。

　　“碧山计划”

　　作为艺术家、策展人、出版人，欧宁的许多经历都与城市、建筑有关。

　　2003年，为完成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参展作品，欧宁着手研究广州的城中村三元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在城市经济活动日益增多之时很快就遇到了土地紧缺的问题，于是政府开始征用农地，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就此诞生。

　　对于失地农民而言，他们住在城市里，却没有被纳入城市生存体系；是农民，却又无地可种，也没有其他工作机会，只能靠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楼出租来谋生。因为租金低廉，很快就聚集了大量的低收入移民。渐渐地，城中村成了所谓的“城市毒瘤”。欧宁认为，城中村现象反映了中国的城乡关系、长期以来的土地制度、户口制度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土地制度的问题。最后，他把自己的所见所想凝聚在了纪录片《三元里》之中。

　　欧宁还发现，农村问题与城市问题互为因果，根本无法剥离，研究城市必须研究农村，研究农村也必须追溯到城市。对于农村的浓厚兴趣，使他开始关注温铁军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开办的乡建学院。在阅读了晏阳初的传记，以及一些乡村治理、历史和社会学专著之后，他决定到各地农村去看一看。对皖南建筑的好感，使他选择了安徽作为第一站，之后也决定在当地买房住下，做点事情。

　　由于应邀担任2009年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总策展人，欧宁的乡居计划一度搁浅。2010年，适逢意大利某品牌笔记本邀请多位艺术家在它们的本子上写作、绘画，然后巡回展览。欧宁就此写下了他长期以来对农村问题的思考、对乌托邦的研究、对皖南及其乡建计划的一些构思。考虑到“结社”一词的敏感，他想出了“碧山共同体”——一个松散的、自发的、共同生活的实验团体。而碧山共同体在当地和异地的一切活动统称为“碧山计划”。

　　2011年4月，作为欧宁思考新乡村建设的成果之一——《天南》杂志创刊，第一期即探讨了亚洲及中国的新乡村建设。而与此同时，欧宁也在加快实施他的碧山计划。“不能再说了，一定要行动。”不久之后，左靖置了屋舍，欧宁在碧山村买房安家(所谓“买”，其实只是买卖双方手写一份合同，农民把土地证和房产证放在他们那里。因为宅基地不可买卖)。8月底，这里举行了第一次“碧山丰年祭”(Bishan Harvestival)，50多位中外艺术家来参加这一源自台湾东部原住民的丰收庆典活动。欧宁在忙碌之余，亦有他的思考和担忧。

　　“买就是保护”

　　新民周刊：当地政府对你们、对碧山计划是什么态度？

　　欧宁：我去找了县委书记，给他讲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的故事，他都知道，并且很快就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想法，对碧山计划非常支持。你在县城里面一问出租车司机都知道“猪栏”，当地政府已经把它当成一个招牌了。

　　但观念上的差异是肯定的，不可避免的。不过，县委书记让当地的农村银行给了10万元赞助，打到文化局的账上，比如说艺术家去那儿的机票就由他们订。他还让文化局专门组建了一个团队，帮我们做民间工艺的前期普查和调研，比如木工、石雕砖雕、徽派建筑、制麻、黟县小吃、黟县小调、黄梅戏等等。我们已经带了四批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去走访当地工匠、民间艺术传承人，开始合作。做出的产品或作品，8月份在碧山丰年祭上展出。我们还动员了一些大学生来做课题研究，拍照、拍录像，建立数据库。眼下正有安徽大学的一批志愿者在做深入普查，并在微博上公布他们的工作成果。

　　新民周刊：有哪些作品和产品？能形成产业吗？

　　欧宁：不是形成产业。我觉得“产业”是个负面的词。是形成一些工作机会，可能是家庭作坊或者小公司，是产业就完蛋了，农村不能有产业。其实黟县当地的历史资源太多了，而他们的处理方式却非常低端、非常浪费。黟县有石雕、砖雕、徽派建筑、黄梅戏、织麻，还有传承了四五百年的渔亭糕制作工艺，我们试图让它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再生。

　　比如黟县小调，很多是唱妇女在农村的命运，而且旋律挺好听的，我们想让音乐人重新编曲，出唱片。还想做一个乡村书局，出版当地的乡土建筑、家族文献、族谱。我们做这事的动机还是想解决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黟县的经济模式很单一，就是靠旅游。而旅游对于农业生态、农村传统的破坏很严重。

　　我们想利用我们的艺术家资源，请设计师来跟农民合作开发新的产品，比如家具，如果人们喜欢就批量生产，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设计交给当地人，让他们自己去筹款成立公司，我们不收任何费用。

　　我们还可以用我们的社会关系，帮他们建立网络，希望能创造一些工作机会，让那些在城里打工的人回去。同时，也希望能促成大城市里的一些知识分子去农村居住，让农村的生产生活重新活跃起来。

　　我们的乡村建设思路就想从这方面入手，这跟温铁军他们的做法其实是互补的。碧山丰年祭是一个开端，我以后一年可能会有半年的时间在碧山。我对农村治理、激发农民的主体性，非常感兴趣，也会尝试去做。

　　回归乡土

　　新民周刊：理论上，乡村建设的最终必然导致乡村自治。

　　欧宁：主政者一直把自治看作一个失控的状态，其实不然，让农村自治是儒家一个非常好的政治观点，因为它靠乡绅阶层在农村建立秩序，这样能节省很多成本。而现在行政权力一直把基层组织建到村里，它的政治成本、行政成本是很高的。如果能让精英回流，在农村里重新恢复士绅阶层的话，那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啊。

　　做乡村建设，必然触及体制问题，这也是它难以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从文艺的角度入手，虽然最后还是会触及体制，但我们在做民间手工艺调查，引外来的智慧力量重新激发农村的活力，从政府层面来看是有贡献的，跟现行政策是吻合的，所以还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新民周刊：有一种史学观点认为，纵观历史，农民也是渴望被卷入现代化大潮的。

　　欧宁：农民是最被动的一个群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农民的主体性很重要。中国的农民都被主流思想、主流价值观洗了脑，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房子的价值。徽州农民一度很讨厌老房子，有钱的话都盖新房子，要不就搬到县城里去住商品房。农民之所以讨厌老房子，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修缮，既没有经济能力，也理解不了历史和这些建筑的价值，他们以为在城里有好工作，开车，买房，那才叫成功。所以我们买了，修了，然后舒舒服服地在那里住着，就是一个示范——“买就是保护”。

　　我们的做法，农民看得见，会令他们重估自己老房子的价值，这其实是好事。因为农民基本上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没有议价能力，每次听到农民拿到很高的拆迁补偿我都很高兴，这证明他们的议价能力提高了。

　　我觉得，不管是温铁军他们，还是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帮助建立农民的主体性，让他们建立自信，建立个概念——其实在农村生活幸福指数要比城市高得多。但我也没有把那里想象成一个桃花源，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农村的现实比城市里面更复杂，这些我都知道，但去处理这些东西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各个层级的人对这个事情跟我的想法偏差很远，我也没有感到失望，我觉得这是中国现实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回归乡土，对年纪大一点的人或许会比较有说服力，但是对年轻人呢？

　　欧宁：难道你没注意到中国大城市里已经出现的逆城市化倾向吗？很多人已经开始讨厌城市，北京很堵，空气很糟糕，上海也不怎么样。美国大使馆每天都在推特上发布他们自己检测的空气质量指数，经常超过500，而300是美国森林大火的空气质量指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来宣传乡居生活的幸福指数。

　　但整个国策都是鼓励城市化、鼓励产业资本的，而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的思路是要保存农业，所以二者其实是相悖的。温铁军是个非常有理论高度的人，他从全球的经济、政治现实来思考中国农村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经济体都非常依赖全球供给，而中国传统的农村自治能力非常强，自有一套机制规避现代危机。

　　翟城村乡建学院最后被取缔，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是两种发展思路的矛盾。所以我们的工作也不可能造成什么大的改动，只能一点点做，从小目标开始入手。我相信大家只要去一趟碧山，看见我们的生活，就会产生羡慕。

　　但放弃城市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跟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对城市的厌倦程度，是否能在农村做他想做的事，很有关系。因为人除了新鲜空气、有机食物，还有工作的需要，工作是自我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在农村的工作是一个重点。如果能在农村创造工作机会和一种共同生活的社交网络，就可以了。

　　理想能否照进现实？

　　新民周刊：除了当地农村银行的赞助，还有哪些资金来源？

　　欧宁：我和左靖都去找赞助，有个人赞助了10万元，今年成都双年展给了20万，但钱还是非常紧张的。6月份我在时代美术馆做“碧山计划”初步展示的时候，也希望能融一些资金举办8月份的丰年祭，这是个自发的项目，资金很困难，而且像我们这样融资也很危险，就算今年找到钱，那明年呢？为了有可持续发展，下一步我们想动员县里搞个基金会，就叫黟县文化基金会，由这个基金会来长期做。

　　新民周刊：为什么不跟当地政府形成某些约定、建立某种保障？

　　欧宁：没有必要。我不太喜欢那种形式。我骨子里其实还是想跟这个体系保持点距离，这是一个民间项目，政府给点赞助，给我们提供场地和一些基础设施，这是我们最希望的。如果政府领导换届的话，我们再去找新的领导班子建立关系。

　　新民周刊：但这种做法所能创造的经济价值非常有限，政府仍可以随时出让土地获得大资本。

　　欧宁：是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反对的事情，而且是通过实际行动来反对。比如说现在政府很引以为傲的旅游模式，把宏村卖给旅游公司，把村民的生活当作一种表演和陈列，收门票，这不是真正的历史保护，因为它没有激活古民居和古村落曾经有过的功能，它们原本非常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最后变成了旅游经济，这是对自然聚落生态的破坏，可是当地政府很喜欢，因为它可以吸纳大资本。

　　我们挑碧山也是因为它还没有变成一个旅游热点，我们想通过做一些事情来看看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碧山村外一个2000亩的林场，一些公司在打它的主意，这是非常可怕的。新乡村建设作为一项国策，也使很多人有机可乘。现在很多有钱人去碧山买房子，当地的房子交易非常活跃。有人买了乡公所，他要做成一个会所，我们没办法改变，而且这种情况将来会愈演愈烈。村卫生所也被人买了，那种大的老房子基本上都有主了。我们也预料到，我们做的事宣传越大，碧山就出名更快，最后也像宏村那样。我既要人知道，但又不能过了。我拿捏不好这个尺度，这是我现在最头疼的地方。有一天，当这个地方变得车流滚滚、游客蜂拥的时候，我就卖掉房子，去找下一个村庄了。

　　新民周刊：碧山计划有没有时间表？

　　欧宁：我们现在做这事情都是个人实践，我们和志愿者在做。我们没钱，所以我们跟志愿者是交换劳动力，他们为我们干这个，我们可以为他们干其他事情。但你不要忽略个人实践，因为社会的改变就是个人通过一点一滴实现的。在这个非常复杂漫长的运算过程，需要很多力量来参与。可能小资们一开始对农村抱有浪漫想象，也没关系，让他们去吧，他们到了农村之后就会慢慢改变，但是你一开始就拒绝他们，你就会失去这批力量，你的社会运动就得不到扩大。

　　新民周刊：你们在改变这里的同时，是否也有可能导致甚至加速它的恶化和腐烂？

　　欧宁：对的。这是中国现实的矛盾之处。这你改变不了。因为主流价值观、利益的驱动力太大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我们看重的是某种观念的传播。

　　新民周刊：听起来很微弱很理想化，渺小的个体和巨大的现实。

　　欧宁：对。但是，就像鲁迅所讲的那样，是个黑屋子，总得有个人去叫几下。就像孙中山的革命一样，失败再来，失败再来，社会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放弃这种小的实践，那这个社会就是铁板一块，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变动。所以不要因为个人力量的微弱就否定个人力量的努力。所有的努力最后都是要开花结果的，但不知道要多久，我就是这样一种信念。

　　我知道困难，也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困难；但坐以待毙和知难而退都不是我的性格，我还是要做。一下子改变很难，一点一点是有可能的。而且做的过程中肯定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和价值，从目前招募志愿者的情况看，大家的反响还是很不错的，那这就是积极的方面。至少他们认同了这样一种逆潮流而动的思想，或者表示出一种向往，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而接受了这些思想的人里面，你不知道他的能量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历史条件下爆发，影响历史。孙中山去找李鸿章的时候，李鸿章没意识到这就是那个推翻清王朝的人；毛泽东去听胡适讲课的时候，胡适也不知道将来毛泽东会改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