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母亲这一代人魂牵梦系的水底故乡。 ”

　　中国周刊记者  林天宏 浙江淳安报道 

　　一间陋室，一张竹床，床上铺着三米多长的卷轴，画上山水交映，城郭环绕，道路纵横，民居林立……

　　这是一座城。一座余年春记忆中完整的淳安城。

　　的确，走访六百多位老人，耗时十三年，易稿二十四次，终于在纸上复原了淳安，从这一点上说，再没有人比78岁的余年春，更熟悉这座古城了。

　　但这个暮年老人，只能在纸上、在梦中见到它了。1959年，为建造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新安江水电站，在离淳安城50多公里外的铜官峡，建起了一座105米高的截水大坝。

　　缓慢上涨却又不可阻挡的湖水，悄然淹没了两座延续千年的古城——淳安(因东吴大将贺齐在此驻军，又名贺城)与邻近的遂安(因城后五狮山，又名狮城)，29万人从此告别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之地，背井离乡，另寻生路。当年26岁的余年春，便是其中一人。

　　52年过去，昔日的高山已成水中群岛，万亩良田陷为湖底，这个原本民风淳朴的小城，也有了一个叫千岛湖镇的新名字。如今，它已是中外闻名的旅游景点，并有着看上去颇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余年春还是满心遗憾。他时常站在自家的阳台上，举目眺望。十多公里外的龙山岛水面下70余米处，便是他的故乡。每当有客来访，这个暮年老人就会指着那儿，认真地说：“如果能让我再见它一眼，我死而无憾。”

　　·一·

　　余年春的早点，永远是2个苞芦果。这是淳安人喜欢的食物——用玉米面包裹着蔬菜、豆腐，下油锅炸。这样的习惯，他已经整整保持了七十多年。

　　这是故乡给他留下的不多念想。记忆中的淳安，和这种食物一样精致：无处不在的马头粉墙、青灰小瓦、雕花窗棂……方方正正的青石板，从西城楼下开始蔓延，漫过横街雷家巷2号的余家，一直延伸到东城楼。

　　古城自有其韵味。从东吴开始，作为上至徽州、下至杭州的水路主道，淳安自古便是交通枢纽、富庶之地。抗战爆发之后，日本人打到离此数十公里的建德，便停滞不前，由此带来了这里最为繁荣的商贸时期。城中店铺云集，还完整地保留了许多古庙、书院与戏馆。

　　中学毕业后，年轻的余年春在淳安一家旅社做前台服务员，又顺理成章地娶妻生子，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的人生轨迹将和祖祖辈辈一样，清晰而平静。

　　但突然间，这样的平静随着古城一起，从地平线上消失。

　　为了解决长三角地区的电力缺乏问题，1956年，国家批准修建新安江水电站工程，并很快上马动工。古城被淹没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一开始，余年春并不相信：“这么大一座城，怎么能说淹就淹呢？”人们聚在一起，反复讨论猜测。直到水位测试牌已经插到了淳安县城后山，他不得不相信，古城的最后时刻，就快来了。

　　库区移民的迁移工作很快开始运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次大规模移民。迁移的效率极高。街头巷尾的广播喇叭里开始反复宣讲“舍小家，为大家”，动员会上当场下达迁移通知，有些村庄当天晚上开动员会，第二天就卷起包裹移民了。

　　29万移民中的大部分人，陆续迁移到了安徽、江西等地，少部分人，转移到了附近山上地势较高的排岭镇。故土难离，移民到排岭镇的余年春一直觉得，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搬走后，他还是会趁着老城未淹之前，时常跑回去看一看。

　　那段时间，老城路边到处都是被人丢弃的各式木制家具和数不清的坛坛罐罐。那些原本优雅的紫檀乌木家具、明清两朝的千工床、黄花梨木的凉榻……都歪歪斜斜躺在干结的泥地里。

　　标志性的时刻终于到来。1959年9月21日15时47分，新安江水库大坝封口，库区正式开始截流蓄水。大水缓慢接近了古城，最后的日子来到了。

　　此时，贺城已几成空城。为了水质及航行安全，水库区的房屋必须拆除。拆房队便进城了。

　　一座座精致整洁的徽式大宅，如多米诺骨牌般连续倒塌。余年春亲眼看到，水已经淹没到了墙根，有老人还是哭喊着舍不得走。拆房队把老人连人带椅抬出门外，几十个人将绳子捆上房梁，拉紧绳子，发一声喊，用力一拉，老宅缓缓地倒下，数不清多少代人的苦心经营，瞬间化为乌有。

　　到后来，连拆房队也没赶上大水上涨的速度，只能坐着船，去拆还露在水面的房子。

　　那年10月底一个清晨，余年春呆呆地站在不远处的山岭上，眼睁睁地望着大水缓缓地合拢，吞没了最后一处屋顶，那应该是老城西北角的“留真照相馆”，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

　　2座古城、3个古镇、49个乡、1000多个村庄以及近31万亩的良田，无数祖辈繁衍生息的努力，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无数旷日持久的情感，就这样掩藏在了碧绿的湖水中，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再也回不去了，这淳安人的故乡，遂安人的故乡。

　　·二·

　　故乡变他乡，自然，他乡便成了新的故乡。

　　今天，当你站在淳安县千岛湖镇的十字街头，看着丝毫不逊色于许多大城市的高楼，满街熙熙攘攘的人群，车辆川流不息，一线名牌商店与各种五星、四星级酒店沿着湖边依次排开，这般繁华场景，的确很难想像，这座新城初建时的困顿与窘迫。

　　当年，几乎在同一个地方，没有耕地、没有房子，只能自己开荒、建房，一切从头开始。余年春和另外五户人家，挤在一栋刚刚用泥土和石头垒砌成的房子里，每户人家摊到的面积，不到10平方米。六户人家，六个灶台，没有烟囱，一开灶，烟熏得屋内人人流泪。

　　这样的生活和动员会上的承诺不太一样。干部们在会上说的是，“一到目的地，青年人不再种地，都当工人了。老年人吃的也是食堂饭，住的是新建的房，在家过共产主义了。东西该丢的都丢掉，家具农具不要全带了，只带上装衣服的箱子、碗筷、棉被就行了。”

　　但最后，连应有的补偿都没能拿到。原本承诺的移民经费一减再减，根据相关数据，近三十万移民中，平均每人只能拿到120元移民费，最低的，只有50元。

　　缺钱、缺房、缺粮、缺少生产工具、缺生活用具，“除了人，什么都缺。”仓促移民的恶果终于完全显现。一度，淳安曾是浙江省最富庶的甲级县，但在水库建成之后，便成了浙江最穷困的县城。当地干部甚至用“倒退10年，徘徊10年，恢复10年”来形容。

　　那些被一卡车一卡车送往安徽、江西等地的淳安移民，更是被推向了命运的漩涡。

　　到了陌生的村子，在当地人眼中，淳安人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无立锥之地的“难民”。接受移民也是一种国家行动。安置地的农民几乎是把田地白白地划送给移民，一亩田国家也就只给100元左右的补助。双方都有怨气，也常聚众械斗。

　　来自自然的威胁也同样令人恐惧。作为移民主要输入地的开化县，很多移民患上血吸虫病，有一个叫汪畈村的山村，一下子死了50多个年轻人。

　　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实在无法和他们的新邻居解释：“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他们只能忍受满腹辛酸，为了生计默默耕耘，没有人有时间感伤。

　　也有胆子大的。一个叫方哲的移民，在“文革”中多次讨要移民费。1975年4月16日，他甚至向党中央发出一份加急电报：“家沉库底，几度转迁，漂泊他乡，妻离子散，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社会黑人，居住破庙。请求关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我家五口生存之地，那就全家自爆轰轰烈烈死去，让后人记住，我家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牺牲品。”

　　半年后，他居然得到了中央批示，县委书记亲自拨钱，拿到了3000元建房安置补助和500元生活补助费。这成为那个灰暗年代为数不多的一缕亮色。

　　新安江水电站也开始发挥自己的功能，这个足有3000个西湖那么大的水库，有每年66万多千瓦、相当于当时14个浙江省需求的发电容量。

　　但淳安人对于眼前的这片水面，显然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甚至有些恨它。

　　湖水不仅淹没了肥沃的田地，也淹没了原本交通便利的公路。四通八达的富庶之地，一下子成了交通闭塞的死地。大多数淳安人，出门就得坐船。从山上到新县城，要在水面上航行七八个小时。从县城唯一的山路坐车到省城杭州，还要用上同样的时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余年春常常梦到那座故城，有时，他会突然从梦中惊醒，然后一整夜再也睡不着。

　　“我总是想啊想啊，想不明白，我的故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时隔多年之后，回忆起这一幕，老人依旧眼圈发红，眼角微微泛泪。

　　·三·

　　淳安新城并未停止它的生长，并逐渐开始向人们展示它具有生命力的一面。

　　如今，这座以旅游业著称的湖边小城里，每逢周末或是旅游旺季，便挤满了游人、导游、挂着各地牌照的旅游车辆，乃至骗子、扒手……它身上浸润的商业气味，年深日久，洗也洗不掉。

　　当地人办酒店、餐馆、旅馆，特产小卖部……收入自然不菲。豪车越来越多，与之相匹配的，是居高不下的房价，这个贫困县的商品房，均价在七八千元，一些有着湖景好地段的别墅，甚至能卖到五六万一平米。

　　湖边停泊着一艘豪华游轮，名叫“伯爵号”。这是内地迄今为止唯一一艘四星级豪华游轮。船长70米，高近40米，有六层甲板，其中最昂贵的总统套房，挂牌价每晚8888元。

　　余年春的家，窝在排岭路一片老式的住宅区里，站在阳台上，能一眼望见“伯爵号”。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当年的库区移民。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楼房已然破败，看不清颜色的水泥墙上，爬满了不知名的野草。

　　退休后，余年春经常望着那片水面出神，回忆故乡，直到有一天，他做了一个决定，绘制老城地图。

　　余年春开始了十多年的奔波劳碌，他四处走访当年的老城居民，有时为了搞清楚一个位置，一个人名，还要自费跑到外地调查。他做了大量的笔记，包括手抄了5部县志，从明代到民国，一共160万字，就连其中的插页图画，都一一描画了下来。

　　余年春没学过绘画，为了把地图画得精细，他特意买来《芥子园画谱》临摹学习，十多年间，他画秃了几十支钢笔。余年春的房间很窄，他只能跪在床边，或者趴在床上，十余年如一日地抄写、绘画。2003年，在改易了24稿后，他终于在纸上重建了故乡贺城。

　　尽管是纯手工绘制，画卷却精美、细致到了极点，山川、河流、城墙、村落、街道、庙宇尽收其中。就连一口水井，都能在图上找到标注。图上每座建筑旁，还用蝇头小字注明了历史，并配有图例、历史沿革、用途等说明；每一户家庭的门牌号码甚至家庭成员，都被详细地记载了下来。

　　余年春的老伴指着图纸上那些代表沙滩的小黑点说，为了把黑点画匀称，那几天，余年春到了吃饭时间也不肯停手，因为停手后，“手的力道不一样，画出来的点就不好了。”

　　对于地图的准确度，余年春十分自信，他每次走访后，都会请当事人确认无误签名，再寻找周围的邻居证实。纸上一处标示“横街雷家巷2号”的房屋，老人指着它，笑眯眯地说：“这就是我当年的家。” 　 

　　不少回乡寻根的老淳安人，都来找余年春，看看这座纸上的故乡，聊以慰藉。2009年5月11日，回乡寻根的台湾作家龙应台也找到了余年春，她在地图上找到了“应芳苟”这个名字，其旁注有小字“冬英”——这正是龙应台的母亲。

　　余年春手绘的淳安古城图，被龙应台称之为《新安上河图》。龙应台从未看过淳安的样子，她对淳安的印象，都来自母亲的追忆。母亲暮年失忆，连女儿都不认得了，却仍然记得自己是淳安人。

　　余年春、应冬英……这一整代淳安人的乡愁，被龙应台写进了她的作品《大江大海1949》里。在书中，她感叹道：“难以想象，这么巨大的卷轴地图是怎么绘制的……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母亲这一代人魂牵梦系的水底故乡。 ”

　　·四·

　　画在纸上的故乡，可以多少慰藉老人与游子的心，但很多东西失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是座没有历史的县城，年代最老远的建筑，也只有五十余年，无论大小高低，大都是些钢筋水泥混凝土结构的房子，历史的痕迹，还未被深刻地刻入到城市中。

　　新一代的千岛湖人，许多人都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自己父辈的故乡，沉在不远处的湖底，至于它是什么样子，并没有太多人关心。

　　“那不重要。”街边的一个年轻人说，“怎么？你觉得那个很重要吗？”他反问道。

　　但许多淳安老人知道，那究竟有多重要。家园、田地，故城，甚至于祠堂、祖坟，都沉入水下，在这座新城里，淳安人始终找不到可以祭拜祖先的地方。

　　这种彻底的割裂是可怕的。淳安人只能在家中建起临时的香案，对着祖先的遗像叩首，内心自责无比；又或是清明节时，带上香与纸钱，找一个离湖面最近的地方，对着祖坟大概的方向，点香燃纸，遥遥祭拜。

　　有人曾租来汽艇，前往群岛之间，寻找祖坟的位置。但多数人都悻悻而归。时间太久远了，早已记不得具体的位置。就算记得，又能怎样呢？它早已被湖水淹没，只能徒增伤心而已。

　　不过，若是想在淳安新县城里，寻找一些昔日的痕迹，那也还是有的。许多回来寻找故乡记忆的人，余年春都会带他们去一家名叫“狮城烤饼店”的小店铺。

　　这家十多平米的小店，藏在繁华的街道之中，并不起眼。老板毛志国，是遂安县姜家镇人。作为移民的后代，他在县城里做烤饼生意。这是一种当地特产，用肉、梅干菜、葱花、姜粉混合，放在烤炉里烧成，每张卖2元钱。毛志国的生意不错，每天能卖出200多张。

　　但他心里清楚，这和老遂安“狮城烤饼店”的烤饼，味道并不太一样。曾有遂安的老人前来品尝，然后皱着眉头问他：“你会做原来的那种饼吗？”

　　他只能尴尬地笑着，摇摇头。老店的配方，早已随着古城一起失传了。

　　同样愿意为后人保存记忆的，还有一家名为“贺城府创意餐厅”的餐馆。

　　这是一家具有典型徽派建筑风格的餐馆，沉重的木门，灰色的瓦，老板王勇从余年春的手中，买来了那幅手绘贺城地图的复印件，把它放大后，刻在了餐馆进门处的照壁上，许多前来就餐的食客，都会在此驻足许久。

　　但在偌大的淳安新城里，如果你还想找第三家类似的地方，余年春会遗憾地告诉你：“没有了。”

　　·五·

　　五十多年后，新安江水电站的发电规模，早已不能满足今日的需要，它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也仿佛是在一夜之间，那两座一度被遗弃的千年古城，突然被健忘的人们记起。

　　本世纪初，当地政府为了旅游开发的需要，为了给千岛湖增加新的观光项目，派了水下摄影队，潜入了几十公尺深的湖底，再去看看在水草中沉睡的古城。

　　在湖底深处，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通过手电筒的微光，潜水员们讶异地发现，古城内许多民房、楼梯、砖墙依然耸立，并未腐烂，房内仍是雕梁画栋。

　　拂去墙上的淤泥，城墙石缝里的石灰保存完好；气势宏伟的拱形西城门，也完好地耸立在水中，并且可以开合。推开木制城门，上面的铆钉和铁环仍清晰可见。

　　不仅如此，通过GPS定位系统、多波束测量系统、侧扫声纳探测等多种手段，人们发现，千岛湖水底除了有淳安和遂安两座千年古城，还有威坪、港口、茶园这三个大型古集镇，目前保存也较完好，它们与两座水下古城，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下古建筑群。

　　各种开发方案渐次提出，却又因各种原因搁浅。

　　有人提出潜到水下参观，但马上就有人提出反对：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潜到水面七八米以下，就会受不了强大的压力。

　　有人提出“水落城出”，用围墙将古城整个围起来，抽取中间的水，让古城露出来。这个方案也很快被否决：造价实在太大，围墙根本无法承受强大的水压。

　　还有人建议“异地重建”，将古城整体搬迁到陆地上，恢复其原貌。但在群山峻岭之间，去哪里找一块庞大而平整的土地来安置古城？长期浸泡在水中的木质古建筑，一旦脱离水体，缩水干枯，谁来负责？

　　在千岛湖的天清岛旁，一艘白色的潜艇被搁置在岸边，这是国内首艘内湖(河)观光潜水艇“天清号”。潜艇全长23.6米，共设48个座位，可潜深50米。

　　但这艘潜艇从2004年建造完工至今，一直未能潜入水底。潜艇在水下掀起的水流大，冲击力极强，而被浸泡半个世纪的古城，根本经不起这样的冲击力，“被潜艇一搅，墙体完全有可能倒掉。”

　　甚至有人想到了高科技——建一座名为“阿基米德桥”的水中透明隧道。2010年10月，首届国际阿基米德桥学术研讨会在千岛湖召开，中外科研人员济济一堂，对千岛湖阿基米德桥的工程设计和建设方案进行讨论。据称，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了“模拟试验”阶段。

　　种种方案背后的动力，都来自于从当年失落的家园里挖掘商机。从1982年千岛湖风景区成立开始，这里的名声日益增大，全年游客人次已近千万，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占到全县生产总值的20%左右。

　　当“水上的脑筋”都已经动光了，旅游部门便将目光投入了水下。“开发历史1800多年的水下古城，目前在国内还没有听说过。”当地旅游部门的一位官员说。

　　对于余年春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在有生之年，他也许真的能有机会再见到昔日的故乡。有时候，他甚至这么开解自己：“当年被沉到水下，也许是好事呢。不然，到后来，也早就被拆光喽。”

　　但无论未来如何，现在，余年春依然只能在水下摄影师拍摄的录像带里，用目光触摸这座古城。

　　小小的电视屏幕，如同一个异世界的窗口，在湖底深处的漆黑里，照明灯投射出小小一圈光亮。郁郁的水藻随着湖底的水流微颤。前方突然出现了城墙的暗影，除了少量地方被水冲垮外，大部分都还保持完好。

　　随着光亮转移，青石砌成的城门映入眼帘，黝黑的城门洞开始露出容颜 ，紧接着，一座老屋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依然保有旧时的模样……

　　这，便是余年春魂萦梦绕、如今至死不渝的故乡。

　　七月一个溽热的夏夜，余年春吃过晚饭，把一张睦剧(淳安地方剧种)的碟片放进了DVD里，坐在18寸的旧彩电前，听得很入神，赞叹不已。窗外晚风吹拂，树叶有了活力，哗啦啦地响，像在诉说着什么。远处湖上，“伯爵号”的航灯摇摆闪烁，这艘豪华游轮，开始了它每日例行的夜航。

　　电视屏幕里，一个归乡的少年郎走在田埂上，肩上是他的雨伞，他带着夸张的喜悦表情，唱道：“一路上见家家户户下麦种，不由我回家种田心更坚。”古老的唱腔，在狭窄的空间内飘荡，那么醇厚，那么悠扬。

　　随后，从远处的湖面上，传来另一种喇叭的应答——那是“伯爵号”的汽笛，在向湖面上的其他船只宣布它的到来。这声响与唱腔不是一个调子，高亢了许多，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其中隐藏着某种趾高气扬的傲慢。

　　在“伯爵号”下方七十多米深的湖底，古老的贺城正在寂静中与它沉默对峙。这个一度被万亩良田围绕、记录完整历史的故乡之城，在无声中包含着对人类的讽刺与感伤，远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喧嚣，一切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