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帝国主义侵华的新态势

　　《辛丑条约》订立后，列强对华侵略改变了以往公开倡言瓜分和主要采取军事入侵的方式，转而鼓吹“保存主义”和推行“以华治华”政策，即把清政府驯服为其统治中国的工具，借助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除了进一步夺取铁路修筑权、采矿权和扩大内河航行权外，掠夺性的对华贸易和资本输出急剧增加。通过强迫中国开放更多对外通商口岸和在华开办更多的工矿企业，各资本主义强国大量倾销过剩产品，造成中国外贸的巨额入超，而外资在华榨取高额利润。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它们已垄断了中国生铁生产的100％(1910年)、内外河航运的84.3％(1907年)、铁路的93.1％(1911年)、煤矿的76.3％(1911年)。此外，列强纷纷在华开设银行，借助投资、贷款、发行纸币等手段，控制了中国的工矿、交通和金融业，以及海关、常关与盐课，实际上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在此期间，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1904—1905年，日本和俄国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日俄战争，等等。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20世纪初年，中国面临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形势，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和自然经济结构的逐渐解体，从19世纪70年代起，买办、商人、官僚、地主开始投资新式工业，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缓慢萌芽。1895—1913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不仅近代工矿企业的总数与资本总额，较前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民族资本远超过去占主导地位的官僚资本，占到中国工业资本总数的79.5％，成为全国工业资本的主体。但是，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民族资本主义依然举步维艰，实力弱小。初步发展并壮大了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因之具有双重的性格：反抗内外压迫的革命性与对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妥协性。

　　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嬗变，催生了新的社会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得到了初步壮大。作为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体现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方向。随着外国与本国企业的创办与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也逐步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但尚未作为自觉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只是资产阶级的附属者。在此期间，出现了反映新政治与新经济趋向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其主体是留学生与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他们接受西方近代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富有近代民族民主的情怀。随着国内外经济、社会交往的发展，海外华侨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他们热切地关心着祖国的进步，成为革命强有力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