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的黄寿珍在夏威夷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林亚茗 摄

　　她的丈夫叫陈志昆，是孙中山儿子孙科的内弟；她的父亲黄烈则是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辛亥志士。她就是黄寿珍，他们土生土长于美国夏威夷，却终生牵挂中华故土。

　　近日，美国夏威夷州政府举办了百年辛亥图片展。陈志昆、黄寿珍夫妇的女儿——陈燕代表父母参加了剪彩仪式。今年，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出版了由她编写的《宋庆龄致陈志昆夫妇陈燕书信选编》一书。遗憾的是，她的父亲——陈志昆先生已逝世，无法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重温百年传奇。

　　本报记者赴夏威夷专访了96岁高龄的黄寿珍老人。从她与丈夫的人生可以折射出华侨不仅是为辛亥革命作出巨大贡献，为新中国及改革开放也功劳卓著。

　　年近百岁的她回忆起和丈夫的世纪人生，充满温暖：“在北京参加新中国建设的那11年，是我们一生中最高峰的日子。”

　　●南方日报(微博)记者 林亚茗 曹斯

　　通讯员 沈卫红 发自美国夏威夷

　　父亲带枪回中国参加广州起义

　　南方日报：1894年，当孙中山先生在这里成立的革命组织——兴中会时，不少中山乡亲成为中坚力量。您的父亲与孙中山曾是革命同伴？

　　黄寿珍：我和丈夫陈志昆的祖籍是广东中山，但都在夏威夷檀香山生长。我父亲原先叫黄官烈，与孙中山先生是同乡。他在檀香山接受了孙先生的思想，加入了同盟会，孙先生在演讲时说：“不要做官，而要为民服务。”他听了后就改名叫黄烈，去掉那个“官”字。

　　南方日报：他还回国参加了武装起义？

　　黄寿珍：孙先生发动广州起义，我父亲带上手枪回中国参加。起义失败后，他死里逃生，回到夏威夷。父亲很有抱负，对中国感情很深。老式的中国家庭重男轻女，而他却说“女儿也要读大学，将来能够为中国服务。”这个思想也一直鼓励我多学习，我还专门学了中文。当时的中文老师也很有革命思想，在课堂上介绍“三民主义”和中国的变化。

　　丈夫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

　　南方日报：您丈夫陈志昆的经历也非常特别。

　　黄寿珍：志昆从小就常听妈妈说，“中国不是军阀混战，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他从小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担忧，在夏威夷大学念书时就担任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1934年，孙中山的儿子、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到檀香山探亲。他看到陈志昆朝气蓬勃、胸怀大志时，就要他担任英文秘书，带他回到中国。在这期间，孙科对他说：“做人不能忘了根本，你回家乡中山走走。”于是，他首次回到故乡。

　　南方日报：1939年，在中国的抗战最紧张的时刻他怎么到延安的？

　　黄寿珍：他在美国时刻牵挂着中国的战事，当看到了美国进步记者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以及毛泽东的著作《论持久战》后，心灵受到了震撼，就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

　　他们学校的沙志培教授是周恩来在南开大学时的同学，于是写信给周恩来，转达了志昆的抗日决心，周先生很快回信表示欢迎。志昆辗转经过香港、越南、昆明、桂林、到了重庆，见到了邓颖超，是邓颖超带他去了延安。志昆在那里住了9个月，见到了自己敬仰的毛泽东。

　　每当志昆后来讲起这件事时，都好像发生在昨天：“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很紧张，但他非常和蔼可亲，幽默风趣。他问我从哪里回来，我说是檀香山，他就拿来一张地图要我指出来。”他们谈孙中山，谈国共合作，谈中国时局和美国形势。毛泽东对战争态势与发展分析得十分透彻，对敌人的兵力与部署了如指掌，令他更增敬意。

　　南方日报：毛泽东还为他写了题词。

　　黄寿珍：他挥笔为志昆写下：“将一切真正救国的志士团结起来，中国就有出路。这种志士就是不谋私利，牺牲自己，专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人。”他还认识了周恩来、朱德、王震等中共领导人。

　　婚后8天远赴中国参加建设

　　南方日报：那后来怎么回中国工作的？当时的美国对新中国是敌视的。你们怎么走得了？

　　黄寿珍：1949年10月1日，志昆在檀香山从广播中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欣喜地给毛泽东和叶剑英写了电报，祝贺新中国成立。

　　1950年10月25日我们结婚了。由于他曾去过延安，就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为了以防这给我们的计划带来麻烦，婚礼是秘密举行的，只有母亲等6人参加，连我姐姐也不知道。婚后8天，我们就启程回了中国。我们乘的船上有50位中国留学生，他们一路上唱了许多革命歌曲，我也学了一些。从香港入境时，港英当局的警察用刺刀对着学生们上火车，令我心里感到非常屈辱。

　　南方日报：你们到达北京后一切都与预想的不一样吧？

　　黄寿珍：说实话，我们回去心里并没有底，新中国政府会不会接受呢？当时，朝鲜战争已经开始，我们会否被送上前线？我们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只带了几件随身的衣服上路。但一到广州，我们都受到热情的欢迎。

　　南方日报：你们怎么适应这里的生活，还有语言环境？

　　黄寿珍：我抵达后的两个月，我被聘为国际新闻局特稿组改稿员。我过去学的中文根本不够用，到在北京后加紧学习。一年后，我当上记者。

　　南方日报：您还是新闻界前辈。您写过的哪些稿印象最深？

　　黄寿珍：我记得写过一个报道，关于政府如何改造妓女，为她们治病，培训其参加工作。这些女子有的当上纺织工人或者手工艺工人，不少人结了婚。我认为，这是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政府都做不到的事，只有新中国政府做到了。还有，有关乒乓球运动、血吸虫防治的报道也很有意思。由于当时中美关系恶劣，我们与家人的通信都要经香港转，重新套一个信封。家人看信后要马上销毁，我写稿都是用笔名。

　　当时美国实施政治清查的“麦卡锡主义”，有人到我姐姐工作的学校盘问姐姐我的动向。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回到美国后，还有情报人员来找我亲友打探消息。但我妈妈不怕这一切。她三次绕道欧洲和香港来北京探望我们。我的单位特批我到香港接她，并一路给予照顾。新中国政府对我们华侨十分好。

　　两个孩子均在北京出生

　　南方日报：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经济条件较差，你们有什么特殊待遇吗？

　　黄寿珍：在食物等方面的待遇，我们和当地群众一样。刚到北京时，组织上问我对住房有什么要求，我说一房一厅就够了，后来发现别人都是一家人住一间房，根本没有厅，我为自己感到羞耻。

　　南方日报：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

　　黄寿珍：我们两个孩子都在北京出生。保姆是一位小脚老奶奶，对孩子们非常好。

　　在美国时，喝牛奶像喝水一样，可在中国，奶和奶粉都是节约给小孩和老人喝的。我上班后，每天中午骑单车回家为孩子喂奶，冬天还蛮难受的。大冷天的，我每天晚上要起床给孩子换尿布。夜里太冷，披上毯子肩膀也仍然受凉，所以患上关节炎，至今还常常痛。

　　不过，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我生孩子时同事送来婴儿车、床和衣服。我儿子生病时，每月收入70元的科长，就送给我50元。因此，我们交了许多真心朋友，直到现在还打电话越洋来聊天。

　　南方日报：您在这期间经历了许多大事？

　　黄寿珍：政府一个什么号召，全民都会动起来。毛主席号召“除四害”时，有一个下大雪的星期天我们还在睡觉，就听到有人扫地。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红领巾。他们说：“你们别出来，我们干。不清理干净的话，整个地区会被挂卫生黑旗。”当时还有灭蚊、灭鼠，我们半夜起来敲盆敲锅，把下水道的老鼠吓出来。

　　南方日报：新中国成立的头十年变化很大吧？

　　黄寿珍：从1950－1961年那11年，我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了新中国的变化。刚去北京时，马路都是坑坑洼洼的，胡同口都堆有垃圾，北海的水是臭的。后来这一切都面貌一新。

　　虽然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累，我们一直很怀念这段日子，因为那时人的精神是充实的，思想更是纯洁的。在北京的11年——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日子，是我们一生的最高峰。

　　后来，因为我儿子的病需要更好的医疗条件，我们才离开北京。但我们仍然舍不得走远，而是在香港的中资银行工作，志昆被委派到香港华侨商业银行担任副总经理，这是在中资银行中任职高位的唯一美国公民。

　　陈志昆成启动中美贸易先锋

　　南方日报：据说檀香山市议会也有史料记载，“在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后，陈志昆便开始通过提供咨询服务促进中美贸易往来，并协助将世界500强企业中的多家企业引向了中国。他是启动中美贸易的先锋，是中美关系的建设者。”

　　黄寿珍：他促成了海南岛与美国夏威夷州瓦湖岛成为友好岛，广东省与夏威夷州缔结为友好省州。志昆与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结为了好朋友，在宋庆龄1981年去世后，志昆发起成立了美国宋庆龄基金会。如今，我们的女儿陈燕也担任了基金会理事，继续我们的事业。

　　南方日报：1979年，美国发生了一起空难，机上273名乘客全部遇难，包括了您在北京出生的儿子陈平。后来，你们将儿子的赔偿金也投入了与中国有关的公益事业。

　　黄寿珍：是的，当时他才26岁。当时，宋庆龄写信来说：“听到你们失去了一个多么宝贵和优秀的儿子，我感到十分哀切！”我们与美国相关的两家公司打官司，终审结果就在他失事后十年的同一天出来我们完全胜诉。我们全家决定，将这笔钱除了将赔偿金三分之一付给律师之外，其余的大部分捐给了儿子的母校美国芝加哥理工大学等四个组织，设立奖学金，用于奖励中国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