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的不仅仅是革命

　　文｜梅毅(《百家讲坛》主讲人)    

　　如果说民族是辛亥革命的营销广告，民权是它的运营模式的话，那么民生才是这场革命向其股东所承诺的盈利目标。

　　眨眼间，一个世纪就过去了。革命时代的喧嚣虽已渐从我们窗外消逝，但那场沧海桑田幻变所引发的飓风却远未平息。当时光终于把一切神圣光环尽化为乌有，把历史与现实之间沉沉的铅幕全部拉上之后，我们才可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翻检一下百年前那场革命所留下的遗产。

　　先看看革命遗产中的不良资产。

　　革命留下的第一大不良资产，是版图面积的负增长——被革命志士们批评得一无是处的满清尚有1000余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可志士们自己缔造的民国才短短38年便将其缩水为960万平方公里，这无论如何总该是一个问题吧？

　　究其所以，首先还得从政治思维上找缘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的英雄们所打出的“十八星旗”，就很能说明问题。所谓“十八星”，即寓意内地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 福建、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八行省。一言以蔽之，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等所谓“荒服以外”、“蛮夷所居”之处，通通不在武昌志士憧憬的“中国”范围之内！

　　而追溯起来，持此论者还不仅是武昌志士们。早从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起，便道是“且夫我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人口数大抵正确，国土面积却错得一塌糊涂——这当然不是因为缺乏常识。

　　因为他的忘年交章太炎说得更直白。1908年，章在《民报》上公然主张：“若满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旧封，以复靺鞨金源之迹，凡我汉族，当与满洲何怨？以神州之奥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东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严……”咱家地方大着呢，走了你哥儿几个捣乱的更好！而邹、章持此论亦无他，只因为革命宗旨原本如此。

　　早在1894年，有人就仿明太祖逐蒙元于漠北，再造中华的故伎，于檀香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进而衍生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的第一要义，更深为革命同志所宗……

　　谁作此语？孙中山是也。

　　所以邹、章亦不过是替孙“民族”二字作注。这帮急功近利的革命者，以狭隘民族主义为出发点，以推翻异族统治者为号召，甚至不惜以疆域崩裂为代价，只求实现曲线推翻帝王专制，建立民权社会的终极目的。既然革命方略如此，所以武昌炮响，而四域亦随之分崩离析，遗患数世至今未了，狭隘民族主义之双刃剑效应现矣！

　　而以这场民族仇恨为号召的革命，虽然推翻了为异族所把持的皇权，但却也只是作为民族革命的副产品，专制帝王思想的命并没能革掉。于是不数年袁世凯便重兴帝制，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因之相继而起，民国这个还未度过新生危险期的婴儿就此被生生扼杀，大分裂的时代从此到来。毫无疑问，狭隘民族主义及其衍生产品，是一笔最糟糕的遗产。

　　最好的遗产，是紧随在“民族”之后的“民权”。

　　自中世纪末叶以降，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以及文明扩散速度的加快，庶民们逐渐从非乞求英雄庇护不能自存的黑暗时代中走了出来。火器的发展抵消了人们肌肉力量上的差异，文教的昌明则拉近了人们知识水平的距离，越来越多的庶民具备了参与国家政治的能力与愿望。而旧时代的种族政治、世家政治或僧侣政治，至此乃渐成为桎梏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瓶颈。

　　尽管革命往往不是出于自觉，但它却总能及时地反映出新时代在母腹中的躁动。于是自17世纪开始，列国革命便风起云涌，或先或后地突破各自的瓶颈，从而进入一个崭新时代。

　　而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即是相对于“君权”而言的“民权”。辛亥革命及其后继者，究竟有没有带给我们一个真正民权的政治体系，这尚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这场革命打破了异族征服者所建立的，尚带有蛮荒痕迹和种族歧视的血统政治，并在突破这一陈旧政治桎梏的同时，首度于国人头脑中灌输以“民权”思想为核心的近代政治理念，从而开启了一条通往未来的政治道路。一系列推动社会发展的相关活动，如平民教育、选拔考试等即衍生于“民权”思想，其历史贡献亦堪称厥伟。

　　这算是一笔丰厚的遗产。

　　革命所留下的遗产中，还有一笔颇费人思量者，那就是民生。

　　如果说民族是辛亥革命的营销广告，民权是它的运营模式的话，那么民生才是这场革命向其股东所承诺的盈利目标。

　　然而辛亥后数十年的动荡局面却证明，革命的承诺并未兑现。革命虽为社会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却并未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预备有效的解决办法。

　　革命解决了如何做大蛋糕的瓶颈问题，但却为合理分配蛋糕制造了更多的麻烦。

　　于此，倒还真有远见卓识者。

　　如章太炎早在革命之前便大发杞人之忧：“新学诸彦，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劝工兴商，汗漫无制，乃使豪强兼并，细民无食，以成他日社会之革命。”以此语考之民国以后世者，章疯子果杞人忧天也？

　　如说章疯子尚属稀里糊涂不够分量，那么接下来这位先生就不可谓不够分量了。

　　“假如他日全国改良，那地价一定跟着文明日日涨高的。到那时候，以前值一万两银子的地，必涨至数十万、数百万。上海五十年前，黄浦滩边的地本无甚价值，近来竟加至每亩百数十万圆，这就是最显明的证据了。就这样看来，将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十年之后，社会问题便一天紧似一天了。”

　　谁作此语？还是孙中山是也。

    独家来自南方航空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