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和英国大学都是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如果大学能通过科技产业化而自给自足，便可以给政府减轻负担。我们讲‘知识经济’，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特约撰稿  陈复加  发自牛津

　　英国，牛津，化学系大楼。不大的办公室里略嫌凌乱，肖天存与其他3位科学工作者共享这个偏居一隅的房间。门外，是一个系里公用的实验室，学生们身着白大褂，忙碌地穿梭于一排排实验台前。这个化学系曾走出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如今依然是世界最好的化学研究机构之一。

　　1987年，当肖天存进入中国科学院兰州化物所时，他选择了研究催化剂——“怎样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而不造成浪费污染”。所以，1999年，他成为牛津大学化学系的访问学者后，与化学界赫赫有名的格林教授(Malcolm Green)合作时，选择的就是自己的催化剂本行，希望找到一个在常温下制备氢气的催化剂，以用于当时正红火的汽车氢燃料电池。但格林教授并不相信他的方法可行，许多同行也觉得这个方向没有什么意义。

　　在肖天存之前，曾有日本科学家考虑过用甲醇加温分解制备氢气，但高温限制了技术应用。肖天存想到用过氧化氢与甲醇常温反应而产生氢气，然而在常温下，过氧化氢只能自我分解，无法与甲醇反应。合适的催化剂便成了关键。

　　虽然肖天存也没有多少头绪，但却以尝百草的勤奋证明了自己。他试验了许多催化剂，最终在一个意外的爆炸中，发现高分散的铂金在常温下，可以同时活化过氧化氢和甲醇，使其产生协同反应而生成氢气。这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直到今天依然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由此开始，他逐渐拥有了十多项国际专利。

　　然而，这项常温制氢技术并非完美无缺。大家逐渐发现，这种方法所制成的氢气含有少量一氧化碳，对燃料电池有不利影响。由于电动车技术的迅猛发展，氢能燃料电池的市场发展也受到了一定冲击。

　　肖天存想到将技术转化为生产超高温蒸汽。他改变过氧化氢与甲醇的反应比例，利用其催化剂在常压下得到强烈的放热反应。这在地热钻探中相当有用，高温可将坚硬的土壤打散融化，而且细度强度均可控制，操作起来比金刚石方便好使。这项技术还可以在医院等地方做蒸汽消毒或有害气体处理等，用途相当广泛。这个技术再次受到广泛注目。

　　“这纯粹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肖天存大笑着说。

　　“科技产业化给社会增加价值”

　　对于科研工作者，获取科研资金的困难并不少于科研工作中的障碍。在牛津时，肖天存面对着巨大的资金压力。牛津的实验室体系通常要求博士后甚至博士可以自己申请得研究经费，再与导师合作。英国皇家学会只提供了短期资助，很快肖天存便没有了研究经费，工作合同可能终止。格林教授建议他离开牛津去找工作。

　　牛津大学博士、来自南非的卡特，至今依然清楚记得同实验室的肖天存：工作非常辛苦，科研资金却似乎永远没有着落，研究组里所有人都为他的事业前途担忧。

　　2002年，牛津大学的ISIS机构成立了一个种子基金。ISIS为牛津大学的科技产业化机构，旨在帮助牛津大学的研究者申请专利、成立企业，同时为工业企业与政府机构提供牛津学者的咨询服务。这个由大学拨款、外界投资等筹集得的种子基金，可用以投资校内有商业前景的技术发展，并负担发明人工资。这笔基金并不白给，如果最后技术商业化成功，这笔资金便算是对新成立公司的投资。许多拿惯了大笔不求回报的政府科研基金的教授们对此不屑一顾，但肖天存却看中了这笔基金。

　　ISIS同样看中了肖天存这项技术的商业前景。正值氢燃料电池风生水起的时候，肖天存带着他的技术到伦敦上市路演。投资人士见着无法燃烧的液体经过催化剂后，迅速发红燃烧，纷纷表示惊叹。

　　此时的肖天存还是个“书呆子”，对融资、股票、管理一窍不通。除了积极到牛津商学院学习外，ISIS给了他巨大帮助。它帮助肖天存申请专利，寻找项目经理做市场调查，写商业计划。肖天存逐渐对科技产业化有了许多认识。

　　两年内，ISIS为肖天存投资了12万英镑。同期投入的三十多个项目，只有肖天存的项目成功了。2006年，肖天存、ISIS与其他投资者所成立的牛津催化公司上市，ISIS迅速挣回四百多万英镑，将其他项目的失败投资统统收回了。

　　肖天存并不想就此成为商人，他依然保留着牛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职位，并积极争取其他渠道的科研基金，以资助自己在公司以外的科研兴趣。他感兴趣的始终是应用型科学，希望可以得到更多的科技成果，继续投入科技产业化的事业中。

　　“科技产业化不仅可以增加科学家本身的收入，体现个人价值，还可以给社会增加就业，增添价值。”肖天存说，“纯学术研究在现代社会越来越难了。就算牛津与剑桥大学这种当年学术的象牙塔，现在也都不一样。”

　　英国大学系统有一个RAE评比(国家院系学术与教学质量评比)，人才济济的牛津化学系选择了肖天存作为系里代表之一在评比中演讲。“其实我并不是系里的灵魂人物，但我的公司创造了三十多个就业机会，给学校也创收了不少。这个成就不一定能比一篇《科学》或《自然》高，但肯定比其他期刊论文要高，因为它有意义。它表示，我们牛津大学化学系不只是能拿政府的钱、花政府的钱，我们还能为学校创收，对社会也有贡献。”

　　“中国大学和英国大学都是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如果大学能通过科技产业化而自给自足，便可以给政府减轻负担。我们讲‘知识经济’，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我想在国内做点事情”

　　“国内大学科技产业化的机制有些现在还是不够明确。”在国内外高校均有任职经历的肖天存说。

　　牛津大学的ISIS有明确规定：大学的科研工作者的研究专利归学校所有。科研人员的公司成立之后，学校占50%的股份。学校不允许给公司投钱，只可以帮助公司去争取外来的资金。ISIS的种子基金也是由外部的金融机构管理。“而不是学校领导说了算。”肖天存笑。

　　但国内高校则更多是依照个例来处理。“比如有些老师会说：我是院士，我是重量级人物，我为学校服务了20年，你必须多给我一点。这种完全随个例来做事情的方法就没法谈，也没法管了。再有，国内的大学从政府拿到钱，不用在大学建设上，而用以投资，不需要回报，好多教授就没有责任心，很多公司都白投了。”

　　这个制度还包括科研人员对产业化公司的管理操作。“国内有些教授把学生找来，就给他自己的公司打工。这一来影响公司，另外责任也不明确，大家搞不清楚。教授在公司做这个研究，在学校还是做这个方向的研究，这样到底是学校的职务发明，还是公司的职务发明，他也说不清楚了。”

　　在牛津，肖天存每周在牛津附近科技园的公司工作两天，在学校实验室工作3天。公司给他发两天工资，学校用他的科研资金发3天工资。他在学校和公司所做的科研工作彻底不同。从学校出来的科研成果，学校会毫不客气地拿走专利。公司如果想要，需要给学校付许可费。学生如果在学校做公司的科研项目，公司必须给学校付人头费。一切井井有条，类似于其他英国人的管理制度。

　　2009年，肖天存申请了广州开发区的领军人才计划，在广州开发区开了一个研发型公司。他更看中的还是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即便是一个要求高素质人才的研发型企业，中国还是拥有优质便宜人工的优势。“国内的人吃苦，生活态度积极向上，愿意加班，这些年高教大跃进式发展，生产出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但他们花了大量的学费，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但在国内的创业也面临着国外无需面对的困难。“在国外不用担心专利被侵权之类的问题，在国内就比较麻烦。所以对于一个研发型企业，如果市场在国内，这个企业就很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今肖天存的企业在国内做研发，并向泰国、美国与德国等地推销市场，并在全世界申请专利。“我想用自己的知识创造点机会。把先进的技术和专利转化模式引到中国，让老外知道，中国制造走遍了世界，不久中国创造也将引导世界。”肖天存说，“我想在国内做点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