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让边疆不再遥远”赴西藏特派记者仲伟东报道国庆节期间,环球时报•环球网“让边疆不再遥远”活动报道组奔赴西藏。此次采访的目的地主要是聂拉木县的樟木口岸和吉隆县的吉隆口岸。几天贴近边疆生活的采访,让记者进一步加深了对那群默默守护边疆、默默推动边疆建设的人们的了解。他们用付出了自己的血和汗,换来的是边疆的稳定、安全、繁荣与发展。
印象最深的标志——飘扬的五星红旗
报道组起程赴边疆口岸采访前,曾与西藏自治区外宣办副主任侯云灏举行座谈。侯副主任说:“边境地区民众的国家意识非常强烈,通过此前外宣办举办的‘国旗边境行’活动,边境地区家家户户国旗飘扬。”
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对此有了非常深刻的体验。4日,记者抵达中国-尼泊尔边境的樟木口岸,随后在6日抵达吉隆口岸。当在樟木口岸和吉隆口岸的边境线附近,看到国门上方飘扬的五星红旗时,记者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国家自豪感。
在边境地区民众的心中,五星红旗就是国家的标志。在樟木镇、吉隆镇,在樟木口岸的“中尼友谊桥”,在边检站附近的村落,眼睛最熟悉的标志就是五星红旗。有的家庭用一根长长的竹竿挂起国旗,还有的直接挂在木杆上,然后插在房顶!有些旗帜由于悬挂时间太长,已经出现褪色,还有一些显然是刚换过不久。“有时候,边境地区民众悬挂的国旗褪色了,他们就跑到政府要求给换新的国旗。”侯副主任说道。
樟木镇的“国旗老阿妈”次仁曲珍的事迹尤为经久流传。这位已经101岁的老阿妈,由于四十多年如一日,坚持每天在自家院中升国旗,而创下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记者到老阿妈家采访时,见到了这个裱有“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相框——“每日升国旗持续年数最长的人。现年(2009年)99岁居住在中尼边境樟木镇的次仁曲珍(西藏•日喀则),自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至今,坚持每天在自家院中升国旗”。
同行的边防检查员向记者讲述了这样的一幕:2010年老阿妈100岁生日的时候,他们赠送了一件礼物——一面悬挂在中尼友谊桥国门上的五星红旗。曾经身为农奴的老阿妈当时双手合十,双眼望着院子里的五星红旗,嘴里默默地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大,老阿妈无法再每天升国旗,但是所在村子的村长、镇上干部以及边防战士在每周五、周六都会前来和老阿妈一起升国旗。
最令人心酸的话——“幸好我的孩子没跟我叫叔叔”
一块将近两米宽的告示牌矗立在路边,上面绘有两名边防警察敬礼的图样,并印有一行大字——“有困难找边防警察”。在边境地区驱车行驶的这些天里,记者多次看到这样的告示牌。在边境地区,“有困难找边防警察”是响亮口号,也已成为“传统”。边防警察不仅要负责边控任务,还要负责海关检查等事项。在经济条件相对繁华的樟木镇,日均进口入境的外国游客以及商人(主要是尼泊尔人)约达到4000人,边检人员时刻不得掉以轻心。但致力于边防维稳和海关检查的边防部队的任务却被进一步扩展了。
吉隆边防检查站的李兴建副政委就曾列举过这样的事例。前几年在吉隆镇上,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两名男子在夜间2、3点钟喝醉之后发生争执,随后两人硬是跑到边防检查站要求边检战士予以解决纠纷。“他们把边检站当成派出所,我们也担当过这种角色。”此外,由于吉隆镇数目较多,边检战士还需要扮演“消防员”的角色。森林着火时,边检战士需要及时赶到火场,隔断火源、扑灭火灾都已成为了“熟练的”业务。
边防战士背后的辛酸却鲜为人知。在樟木和吉隆口岸,边防战士面临着蚊虫、蛇甚至熊、豹等野生动物的威胁。“你们觉得辛苦吗?”记者问偶然遇到的几位边防战士。而得到的反应通常是呵呵一笑:“习惯了。”
对于驻守边疆的边防战士们来说,家庭可能会是一个极为亲切但却遥远的概念。妻子怀孕生孩子,丈夫却远在千里之外;孩子出生数月甚至一年之后,身为父亲的军人才有时间首次见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隔着遥远的距离,电话成为了沟通的主要途径。李兴建副政委向记者讲述道,许多军人家庭的孩子在被问及“爸爸在哪里时”,他们都会回答说“爸爸在电话里”。有的孩子对父亲太陌生,甚至将自己的父亲喊成“叔叔”。“幸好我的孩子没跟我叫过叔叔。”随后他自嘲道。
最朴实的感谢——“国家,好!”
1951年西藏全区生产总值仅1.29亿元,2010年则达到507.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11.8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42元增加到1.7万元。尽管这些数字显得抽象,却是用于衡量西藏进步的最好工具。从拉萨到边境地区的樟木镇、吉隆镇,处处透露处现代化的气息,中国在发展,西藏在前进。
此次采访的目的地之一樟木镇,是一座“悬挂”在半山腰之上的镇子。镇子规模不大,但是楼房林立,设施齐全,网吧、酒吧、旅馆、银行、进出口商店……应有尽有。西藏1-8月份的进出口贸易额为6.9亿元,作为西藏最大的贸易口岸,樟木镇的贸易额占据了西藏贸易总额的大部分。
记者在樟木镇走访夏尔巴人商人桑姆,这个在20世纪70年代还一贫如洗的女子,在改革开放之后靠自身努力发家致富。如今的桑姆拥有一栋七层的楼房、一家名为“夏尔巴进出口商店”的店铺和一家宾馆。“改革开放后变化很大,回头看时才发现,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桑姆感慨地说。
在吉隆镇,记者走访了居住在达曼村的达曼人,他们是尼泊尔人的后裔,以前聚集在吉隆沟附近打工,既没有中国国籍,也没有尼泊尔国籍。后来中方提供房屋以及相关生活设施,达曼人逐步安顿下来。在这个聚居了47户达曼人的村落,大多数家庭几乎都住上了二层小楼,房中通上了电话,安装了有线电视。
“国家给房子,给床……还有后面的家具!”“以前的房子太小,现在的都是国家给的。国家,好!”在采访中,村民洛桑竖着大拇指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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