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瓦房里的课堂和黄土操场，在中国不少偏远地区，这样的乡村小学仍很普遍。本报记者 河池/摄

　　“城市在奔跑，我们在漫步”

　　政府虽然正在竭力阻止城乡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但形成更公平的分配制度仍任重道远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谢来发自北京10月8日，随着由农民集资30亿元建起的“黄金酒店”隆重开业，使得华西村成为全世界唯一一座拥有摩天大楼的村庄。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这则新闻时指出，华西村并非普通的村庄，这是一座村民们享受平等和共同富裕的乌托邦。而在中国更多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城市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尽管较前两年有所缩小，但仍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被城市化加剧的城乡差距

　　“赵艾（音）今年9岁，但个子太矮令他看起来只有6岁。他从早晨6点半离开家到下午5点放学回来这段时间，都一直饿着肚子，中间还要爬两小时的山路。”在英国《卫报》驻华记者萧安玲(Tania Branigan)看来，和中国大城市的“小皇帝”们相比，贵州农村地区的孩子似乎生活在另个一世界。

　　走访了贵州七莘（音）村等地后她撰文指出，中国城乡的巨大差距让农村地区的孩子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

　　在去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对各国学校的评定中，上海市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名列前茅。但与此同时，在赵艾就读的学校，目前最大的难题还是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老师说，营养不良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发育，也让学生无法专心上课。

　　赵艾是中国几十万农村“留守儿童”中的一例。他的父亲在泥石流中丧生，母亲在几百里外的地方打工，赵艾只能由祖父母抚养。由于户籍制度，他们家很难移居到城市。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更差，且比普通孩子有更多行为问题。亲属无力或者不愿妥善照顾他们，有时这些留守儿童还要照顾生病和年迈的祖父母。由于家里的成年劳力不够，象赵艾这样的学生必须帮助做完家务和农活后才可以开始作功课。

　　不可否认，过去20年间，大批到城镇打工的农民工寄回家的工资有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贫困状况。中国希望通过进一步城市化使像赵艾这样的儿童摆脱贫困，但也有人担心差距会越来越大。

　　亟待分配制度改革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简称IFAD)的2011农村贫困报告统计显示，全球农村的去的贫困人口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近14亿人减少到10亿，其中相当部分要归功于于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减贫努力。但在取得巨大扶贫成就同时，中国农村地区相较城市的发展依然“慢几拍”。

　　“同样都是在发展，感觉城市像在奔跑而我们是在漫步。”负责七莘村学校的一位教育局官员这样向《卫报》记者形容他们和大城市的差距。

　　萧安玲注意到，在七莘村周围的城镇，商店附近到处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摩托车和咖啡广告。但对于靠种地和在城市打工的亲戚寄回来的钱为生的农村家庭，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奢侈品。在七莘村，为改善子女的未来，村民们修建了瑞元学校。瑞元学校的校长告诉英国记者，他们的贫困是变相经济发展的结果：其居住地离交通发达地区越远，生活就越贫困，孩子的成绩就越差。

　　据《卫报》报道，当地教育局官员希望建立一所寄宿学校，并已找到一家公司愿意捐出40万元人民币，但还需要三倍的资金来修建连接到学校的自来水管。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赵艾和他的朋友们还得长途跋涉去上学，在没有自来水和暖气、四壁开裂的教室上课。因为鲜有年轻人想在这么偏远的地方教书，要找到合适的教师很困难。英语是学校的必修课，但在瑞元学校，没有人能够教授这门课。

　　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称，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使更多人有机会享受高等教育，但高等学院、特别是重点高校中农村学生的人数却相对偏低。其中一个原因是城乡收入差别的扩大。城乡收入越来越悬殊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将花费一个农村劳动力多年的收入。另外，师资和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也是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暗淡也使得某些农村学生的父母不愿意在这方面投资。

　　亟待分配制度改革

　　“城乡差距变成一个迫切的难题。”美国《纽约时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担忧。该报援引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的话称：“在有些地区，我们已经看到了种种鼓舞人心的迹象，农民的收入正在快速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的城乡贫富差距在缩小。” 他认为，政府虽然正在竭力阻止或者至少是减缓城乡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但形成一种明显更公平的分配制度可能还将需要十或二十年的时间。

　　显然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城乡差距带来的危害，BBC网站指出，从2004年起，政府就开始着手提高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标准，通过取消农业税和普及劳动合同法来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政府还计划将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农村地区。尽管这些措施被视为回归计划经济的手段，但其至少表明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一些农村地区的居民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成果的这个现实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约兰达·费尔南德斯-洛门则认为，要缩小收入差距，中国应该较少依赖间接税收，减轻民众负担的商品税，而开始向资本收益征税，并引入遗产税。“鉴于税收/财政制度的不合理性，没有别的办法能在近期内弥合这种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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