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沈茜蓉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辛亥百年纪念前夕，台湾学者黄克武曾悄悄建议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要不要办点纪念活动？”邵铭煌的回答直截了当：抱歉，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钱。

　　官方没有动作，学界也懒得牵头。眼见要到辛亥百年纪念日，在台湾却看不到几个学术讨论会——学者张玉法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马英九紧急开会召见学界人士，认为“这涉及国家安全”。

　　2011年10月3日，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主办的“辛亥革命百年回顾”学术研讨会总算召开。“才来了18篇论文，中间还有2/3是大陆和海外学者的。”85岁的“民国老人”张朋园教授是第一场讨论的评论人，“没看到一篇好论文。”

　　1981年，大陆《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出版时，曾引发岛内学界“大呼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牵头、“教育部”出钱，历时10年修了《中华民国建国史》。

　　“集体修史”时代已经一去不返——2011年，36卷本的《中华民国史》在台湾顺利出版，公众反应平淡，学界连一篇讨论文章也看不到。30年间发生的“解严”、民进党上台、本土化浪潮等一系列变化，让民国史研究在台湾由“险”而“显”，又渐渐边缘。

　　“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

　　1987年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体制——由此开始，民众可以自由办报和组党。用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的话说：“历史的一刻，终于来到了！”

　　在学者张玉法的回忆中，解严之前的国民党对历史没有“官方定调”，只是“决不能伤害领袖”：史学家写书称呼孙中山只能是“国父”，称呼蒋介石只能是“蒋公”。1977年，他在自己的《中国现代史》里直呼“孙中山”和“蒋中正”，就成了两条罪状。

　　气氛在蒋经国上台以后逐渐宽松，1981年，为了应对大陆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发起了《中华民国建国史》的项目。学者蒋永敬撰写第三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那时他的感觉是“学术性谈不上，把历史事实写出来就行了”。

　　1987年，台湾“解严”；次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在张玉法看来，民国史研究的“无禁区”时代正是从李登辉开启：“他认为1949年以前的历史跟他没关系，只要不伤害台湾人，中国的历史随便怎么写。”

　　一时档案开放，研究自由，民国史成为“显学”。同时西方的新史观和新方法传入。80年代起，张朋园发现“没有留洋背景几乎进不了历史系了”。

　　大陆学者杨天石看过台湾学者的研究题目，大为诧异：“蒋介石看过什么电影”、“中国人的洗澡史”。“这在我们就是不值得研究的。”他说。而在张朋园看来：“研究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你可以说他的研究无关宏旨，那就各做各的吧。”

　　“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一看申请研究民国史，通通删掉啦！”

　　在国民党党史会的官方网站上，党史会大事记只写到1995年。

　　在此之前，它是国民党史料保管与党史研究的官方机构，历来是民国史研究的“领头大哥”：和国史馆联合成立民国史研究中心，大量的史料整理和文献公开也由它牵头。

　　学者刘维开曾任党史会总干事，据他介绍，台湾庆祝辛亥不是编史，而是把文献公开，让有兴趣的人去接触这些资料。学者陈三井这样描述在党史会查档案的经历：不用申请，登记一下，签个名，就能看。

　　李登辉上台后，大幅缩减党史会的预算，由鼎盛期的一百多人开始简编。2000年民进党上台，党史会干脆变成了“党史馆”，编制也“瘦身”到如今的一个馆长加一个秘书，在马总部搬出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后，依然留守在“作为档案保存”的两层旧楼里。

　　在国民党一党执政期间，“国库通党库”，党史会有财力做主导民国史研究的“领头大哥”；而今学者想要申请民国史研究项目的资金，必须通过“立法院”的支持，经受民进党的核查。

　　台湾政治大学人文中心最初发起编写《中华民国发展史》，曾想让张玉法牵头向科学委员会“要钱”，张玉法知道不可能：“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一看申请研究民国史，通通删掉啦！”

　　政府的经费批不过，民间的学术基金会大多也各有政治倾向。尽管不会明说，但大家心知肚明，要想研究民国史，只能去“国民党系”的基金会；民进党旗帜鲜明，申请书上如果写着“孙中山”三个字，就别想从他们的基金会批到钱。

　　年轻一代的学者纷纷离开民国史，让民国史的老学者们有了“青黄不接”之感。与此相对的是80年代渐渐兴起的台湾史研究潮流，在张朋园看来，这是以“建立主体意识”为目标的。

　　在追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史学家张朋园看来，“台湾就是一个小岛，两三百年的历史，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谈”。而台湾的原住民、新竹清华大学的学生张耕维研究台湾史是为了回答一个一直困扰他的问题：我们是谁？

　　一个对他们而言更难回答的问题是：哪一个是我的中国？是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民主化之后的台湾，还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

　　(夏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