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国治

　　【简介】舒国治，1952年生于台北。原籍浙江。是六十年代在西洋电影与摇滚乐熏陶下成长的半城半乡少年。七十年代初，原习电影，后注心思于文学，曾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备受文坛瞩目。1983至1990年约七年浪迹美国，此后所写，多及旅行，自谓是少年贪玩、叛逆的不加压抑之延伸。

　　【先锋语录】

　　在有些年代流浪汉是坏字，不是好字。不要以为一定要追求这个字。

　　我只是一直期望高中的暑假赶快来，结果这个暑假开始后，到现在还没结束。

　　我走慢一点，但最后拿下的并不比你少，这也是一种时间的观念，是一种看待和计算的角度。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丁扬发自北京 舒国治依然穿着去年来大陆时的那身棉麻衣服，黑色双肩背空空地伏在身后，他沿着长长的高墙轻飘飘走着，清癯地往北京秋天的风中一站，蓝色围巾被高高扬起，立刻有去国离乡的书生惆怅。有那么一会儿，他闭上眼睛，旁人看着几乎羽化成仙，过一会他却歉意地笑笑，说，对不起，很累。

　　这个下午，对于舒国治并不理想。他被京城过分的喧扰给磨损得疲乏，本是一把细而懒的骨头，多少有些承受不住这般密集的晾晒，他因此有些厌倦，往沙发里一坐便无限将自己深陷下去，一个问题抛出后，又闭上了眼睛，那一刻，时间被迫凝住，而他的思绪，也许已经飘到温暖的床上，或者无尽的远方。

　　与现实短兵相接

　　舒国治的文字，有一股子不太属于这个时代的气息，甚至写吃，都是一股渺远的乡愁。新书《台北小吃札记》虽是写吃食，却不油不腻，不饕不餮。书中涉及六十七家小吃，并无什么标准，既有“鼎泰丰”也有无名小店，许多店连招牌也没有一块，只得依地起名叫“金华街烧饼油条”、“师大路市场口炒米粉”等等，所介绍小吃基本上与其他的美食指南不重叠。他不懂与时下流行的食物品类相结合，单凭两只眼一双脚走出来，一顿饭一顿饭地吃出来，是家常的妥帖和朴拙。

　　小时候生活在城乡结合部，令舒国治对农业社会简单结构有着天然的好感和怀念。“那时台北市大多数是平房，家里附近都是田，路上跑牛车，到处都是打赤脚的农民。村里每年过年杀一头猪，每家只分得一点，但肉味很香。”此去经年，台北已然是国际大都市，舒国治却依然如儿时游荡在此间，有时候，他的闲逛看上去像是在寻找，找些什么呢？也许是那一缕热烟中的人情味，一个青江菜肉包里的过往。

　　《国际先驱导报》：怎么想到将小吃写一本书？

　　舒国治：小吃是我生活中很寻常的部分，几乎也算清淡的吧。而不是说吃到这个小吃好兴奋，我去吃是因为我饿，而并不是为了发掘人间的仙品去吃，当然它因为好吃称得上美食，但后来美食这个词成为很讨厌的字眼，所以我不乐意用。

　　Q：在台北小吃札记中，“目测”是被用到极致的手段？

　　A：目测。是的，用眼睛瞧。往往好吃的东西，从看它的模样便已八九不离十了。像基隆庙口，摊家多不胜数，卖猪脚的摊也不少，我却会注意到十九号摊(晚上开)，他的猪脚看来就像好吃的。继而凑近看他的卤肉饭，更佳，坐下一吃，从此便无数次地吃上了。

　　Q：从电影和摇滚音乐，到文学，到现在的小吃，一路走来，你最想和大家分享的事是什么呢？

　　A：年轻时候，人的梦多，故心思很爱专注在电影、摇滚、文学，无心想小吃，后来谈小吃，一来显示年老了，二来也从做梦转移到对现实的短兵相接。一路走来，我仍然没丢开电影或文学，但也同时很关注人类的生活，最想分享的是，要有一双看小吃看风景看电影看文学看爱情看贫富一样通透、锐利、却又怜悯的眼睛。

　　理想的下午

　　去年，舒国治的第一本简体字作品《理想的下午》由北京贝贝特出版。十年前，这本书曾在台湾风靡一时，成为众多文艺青年和理想主义者的人生指南。舒国治不是一个早起的人，他有篇文章就叫《赖床》。舒国治是懒散的人，一周仅两篇专栏，不忙赚钱，不忙结集出书，也不用网络。虽然为了适应现在的社会，他已经比十年前勤劳了一些，但还是以“古代的节奏”在现代社会随遇而安。他说：“你别当我是周润发，就当我是周润发家的门房，一看，门房还那么帅，很满意。”

　　自美国游荡返台后，舒国治没在家中开过一顿伙，一日三顿，多是在排档、小摊、食肆解决，这样一吃吃了20年。没有职业，至今租房，家里没有冷气和电视，不看报纸，家徒四壁，他怡然自得地一边和朋友在高档餐厅喝昂贵的葡萄酒，一边过着被大多都市人认为“赤贫”的日子。

　　Q：下午是你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光吗？

　　A：是我比较完整地拥有它的时光。早上要睡懒觉，晚上过一下又要睡觉了，开头和结尾你很难抓住，所以我用比较多的下午，但倒不是因为这样我讲理想不理想。但确实下午是我比较完整的时光。

　　Q：你在台北的一天如何度过？

　　A：我一般睡到中午出门，然后下楼，走路去青田街吃中饭。沿温州街向北，过了和平东路就是青田街，再远一点就是小吃店遍布、非常有意思的永康街。吃完饭之后寻一家熟悉的旧书店随便坐下，漫无目的地看书，如有相熟的店主正在泡茶，就相陪一杯。有时午饭后，必须写稿，便找家咖啡馆，写完正是夕阳时分。赶紧到外头散步，更好的是晚饭后进一家电影院。晚上是电影、朋友的宴聚畅谈，或者独自在家听音乐。老实说，我自己常常也会觉得现在每天都很空洞、很刻板地便过去了，但这也很真实。

　　Q：有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不干脆回到乡野中去，回到农业社会？

　　A：环境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就像我们要看看东方朔愿不愿意回去种田，或者秦始皇为什么在农业社会选择当皇帝，农业社会也有都市，反过来车水马龙也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Q：有大把的时光，是否意味着对时间失去概念？

　　A：我是一个经常会赖床会迟到的人，但时间观念我还是有的，就像我到那么晚才写点东西，赚点钱，不像很多人很小就开始写，就出书，但只卖几百本。我的时间观念是我走慢一点，但最后拿下的并不比你少，这也是一种时间的观念，是一种看待和计算的角度。

　　我在时代之外

　　深受西方摇滚乐与电影影响的舒国治在青年时代已经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不过却因为考英语的时候睡过头而念了世界新专(现台湾世新大学)电影科。新专时期的舒国治和金士杰、杨德昌是好友，也曾一度想要改变当时琼瑶风盛的台湾影视状况，然而小众电影终究难以成活，这般兜兜转转到后来舒国治开始写作。70年代以短篇小说《村人遇难记》博得时报文学奖，颇受文化人好评。可舒国治没有立即走上文学的道路，反而是在1983年去了美国，买了一辆二手雪佛兰，走走停停晃遍了美国44个州。偶尔停下租房住上一段时间，没钱时候便去打点零工，生活清贫但是自得其乐，直到1990年年近40，突然想起台湾也有很多好玩的事，便回来“安身立命”。

　　于是他如愿在台北游荡到了60岁，依然是放暑假的待业青年，他无房，无产，少存款，无子女，有一个交往7年的女友。他的家中不装空调，没有电视频道，不用电脑，发一个邮件须步行十五分钟去请友人代劳。

　　Q：最初的《村人遇难记》之后，为什么没有沿着小说那条路往下走？

　　A：安身立命有很多可能性。 我能写很可以的东西，但是做不做这个行业呢？我想海阔天空。我杂念很多，我又要玩这个，又要弄这个。但也可能是一个糊涂，也可能是一个马虎啊(笑)。我想随随便便去哪里玩，没有在家里做作家也很好，我爱干嘛干嘛，我值得，我玩一玩再写也就可以，所以在冥冥中糊里糊涂中我已经是那么做了。60了，才写这几本书。

　　Q：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变成这样的？

　　A：我只是一直期望高中的暑假赶快来，结果这个暑假开始后，到现在还没结束，我一直是过暑假的高中生，永远像待业的青年，我已经可以毕业了，应该找一个工作开始成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但是我一直手插在口袋里这里晃那里晃，流浪。

　　Q：你的旅行或者生活方式，依靠什么来支撑，是那一点点稿费吗？

　　A：应该是幽默感吧，我这点稿费换了别人可能不行，应该是通过一种自我欺骗，看淡这个事情，这点稿费支撑我可以，但支撑别人恐怕不行。有的人可能熬不住，所谓熬住，就是一种傻乎乎的放暑假的状态。

　　Q：与时代保持距离，让你感到乐趣？

　　A：我从来都在时代之外，甚至说我很漠视我的时代，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参与我身处和成长的周遭。我个人因为活在每天希望逃学的年代，逃学就是逃开了那些标语。我看这些东西很隔膜，我是一个每天睡觉迟到的懒人，我完全没有进到这个时代，之后一转眼我已经到了快60岁了。

　　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很多东西大家不断地设法拥有，我是不是拥有了名望，我是不是拥有了职业，我是不是拥有了年岁，这些拥有造成他要取代掉原来的身份。通常拥有很多的人，尤其拥有了权势的人，他的青年时代比较提前结束，他就没有再是青年。我的观察是你越让自己不要太贴近这个核心，你的青春感就有机会比较好一点。

　　Q：那你怎么看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

　　A：一个这么高的变化莫名的时代，我们怎么再做我们的本份，我们的本份就是这么一点点梦，这么一点点懒散，这么一点点糊涂、天真、纯真、傻，他慢慢的走到一个地方聚集四五十万人，他来了干吗不知道，他没事，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三天三夜，也听了一点音乐，跟别人玩了一点泥巴，但是有的人认为他的青年时期中最灿烂、最青年的、最莫名其妙就是那三天。所以时代和青年是以自己呼吸感受的讯息，没有你应不应该的，你是什么就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