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朱翊

　　？ 工作简历:2007年进入晨报摄影部，担任摄影记者。

　　？？记者印象:朱翊是因为一次影展来到乌鲁木齐的。

　　？ 2007年夏天，朱翊在兰州一家媒体任职，偶尔看了一场关于新疆自然风光的影展。“看完影展，我就在兰州待不住了。”朱翊说，“第二天，我向单位交了辞职信，就开始联系新疆的媒体。当时我想，只要能让我在新疆拍照片，一个月给多少钱都行。”

　　？ 对于乌鲁木齐，朱翊说他下火车的第一天，以为7月正是新疆顶着烈日的时候，没想到，当时，一场大雨刚过，眼前的一切都湿漉漉的。走在雨里，他笑着，觉得，心里真美。

　　 亚心网讯(记者 朱翊)“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

　　？ ——美国电影《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切威(著名战地摄影师)

　　相机就是摄影记者的“眼睛”。摄影是靠“眼睛”去发现，用“光影”来表达的。我想，对于读者来说，摄影记者是那个关上最后一扇窗的人，也是打开第一扇门的人，我希望读者欣赏到更多图片的时候，不妨通过图片了解他们的内心，我觉得一个好的摄影师，他的精神世界非常重要。但是很多时候，通过那个小小的取景器，我们可以看见天，看见地，看见自己，却惟独看不见生活。

　　在路上的人，那些拿着笔或相机的人，明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谁知道呢!但是，你看到的每一幅新闻图片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故事都有结尾，但生活没有。

　　？ 生命不能承受之光明

　　锥形纪念塔上落了一层薄灰，我拿出一块纸巾，将上面的名字和照片一点一点擦拭干净。然后，扯开胶带，把两束白色的绢质菊花粘到照片下方。

　　我说:“哥，真快，都一年多了。今天采访路过这里，特意来看看你。”

　　这一天是2011年4月2日，清明节前的一天，春寒料峭，新疆乌鲁木齐市九龙生态园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纪念墓地里空无一人。这个我叫哥的男人，名叫唐天贵。

　　2009年6月16日，一位叫唐青会的女子打电话到报社求助:称其哥哥唐天贵身患癌症将不久于人世，想捐献眼角膜和遗体，但是由于新疆尚未建立眼角膜库，异地捐献无法长时间保存角膜等原因，这个“临终遗愿”始终无法达成。

　　次日，我和搭档文字记者张晓洁驱车前往兵团农六师新湖总场，在新湖医院一间空荡荡的病房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唐天贵:一个消瘦的中年男子，他眼神坚毅，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

　　唐天贵是四川绵阳人，11岁便辍学参加劳动，1994年他和家人来到新疆，在新湖农场承包土地务农。

　　那时，他已经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但还能下地自如行走。

　　在医院的走廊里，我们的谈话从“怎么想到捐献眼角膜”开始……夕阳落山，一束温和的光从窗户里透进来，照在他脸上。他突然拉住我的手:“朱记者，你一定要帮大哥完成这个心愿，这是我最后的愿望。”然后，他低着头停顿了几秒，说:“我现在是从光明走向黑暗，但我希望能给别人带来光明。”

　　最后一句话，顿时让我对面前这个瘦小羸弱的男人，充满敬意。

　　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我只有适时通过我手中的相机，记录下这个男人最后的时光。次日晨报B1版的大幅照片，标题取为《光明》，节选了他的这段话作为压图文字。稿件见报后社会反响强烈，唐天贵的“临终遗愿”得到落实。热线上还有不少市民打电话询问唐天贵的电话，希望去医院看望他。

　　随后不久，为了方便摘取眼角膜，唐天贵转到自治区人民医院北院。我几次去探望，他已经下不了地，躺在床上示意陪护的家人给我倒水，嘘寒问暖，说当记者辛苦，天天东奔西跑，多注意身体。

　　7月13日下午，我再次到医院看望，由于20多天没有进食，他已瘦得皮包骨头。唐青会给哥哥刮胡子时，只能捏起脸上凹陷的皮肤，一点点地刮。他要我给他和家人拍张合影，我说，哥，你不方便起来，躺着就可以。他摇摇头，示意要坐起来。拍照时，他冲着镜头勉强一笑，只是嘴角微微抽动。不过一个多月，他的笑容已被病痛折磨得“所剩无几”。握着相机的我眼泪“哗”地流下来，大哥最后的一个笑容，我没有抓拍到。

　　我离开6个小时后，他陷入昏迷，次日凌晨2时15分去世。

　　根据协议，唐天贵的遗体捐献用于医学实验。两枚眼角膜，一枚捐给四川省红十字会，另一枚捐给深圳市红十字会，7月14日16时55分，唐天贵的角膜由ZH9844次航班带离新疆乌鲁木齐市。

　　不久，传来两地成功移植眼角膜的消息。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念叨，哥，你可以安心地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