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诗玲发现，在192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教育中，鸦片战争只是晚清政府疲于应付的诸多问题之一，而中国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也远非爱国主义这一种，后来的论述为何发生了变化？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吴琦  发自香港

　　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此役乃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战争最终失败，不平等条约签定，开启了中国的百年国耻。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与民主，展开了抗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最终，历史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共，这项使命得以完成——这是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观点。

　　硝烟散尽170余年，每当这场战争被提及，国人心里都好像还会闷声一痛，“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等教科书里的提法业已成为习惯性的表达。即便是曾经被清廷割让的香港回归祖国，也未必就彻底解开了这个历史的疙瘩。

　　1997年，香港回归不久，22岁的英国人蓝诗玲(Julia Lovell)第一次踏足中国，到南京大学学习中文与历史。在这个中英两国签订《南京条约》的地方，她看了谢晋导演的电影《鸦片战争》，影片里全是脸谱化的形象——残忍阴险好色的帝国主义者，以及正义的、英勇抗战的中国人，把近代中国的屈辱演绎得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在南京大学的课堂上，她的历史教授执意提醒这位英国公民——她的祖国曾在中国为毒品而打仗，这是一段极不道德的过去。

　　她还参观了《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见到了普通中国人的愤怒。这一切的体验，让她震惊于那场战争竟给中国留下了如此巨大的创伤。她说：“那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到当代中国与其历史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前，她仅仅是在英国选择学习中文后，上过一节论及鸦片战争的课，在整个小学到大学，她对此一无所知。对她的国家而言，在帝国向全球狂飚突进的背景下，一百多年前与东方古国的这场冲突，相对于英国对印度或非洲的剥削，只是一个小插曲。

　　从那时起，蓝诗玲就决定探寻与还原一个尽量真实全面的鸦片战争。

　　她开始重新整理卷帙浩繁的中英文史料。2011年7月，距离她在中国的震动过去14年后，她的新书《鸦片战争——毒品、梦想和中国之形成》在香港首发，她说这是最适合的首发地点。她强调：“我并不想为英国翻案。”但对这位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现代中国史教师而言，这本书显然不是“不想翻案”那么简单。

　　还原战争的复杂性

　　一方面，蓝诗玲认为鸦片战争并非是一个长期的阴谋，而是有其偶然性；另一方面，她也承认鸦片战争的非法性，“有的英国人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以文明和自由贸易为目的，我不同意，它的目的就是为了鸦片。在研究中，我经常为我的前辈感到羞耻，我不认可他们的行为。”

　　与钢铁、粮食等其他贸易不同，在19世纪的中国，鸦片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是一种让人上瘾的毒品，也是一种药品，更是一种象征身份与地位的嗜好，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又与之直接相关。1881年，李鸿章曾致信英国禁烟协会：“中国从道德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而英国是从财政的角度来看。”蓝诗玲说：“从林则徐烧了两万盒鸦片开始，战争就已经不可避免了。”对英国人来说，这笔损失的钱必须要追回，而鸦片的象征性则“把战争和情感化”，这也是中国人对这场战争难以忘怀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通常被书写为非黑即白，战争的历史尤其如此。殊不知，在战争之初甚至战争进行时，有许多中国人帮助英国人开船、准备物资、做翻译、当特务，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如宁波等地。蓝诗玲发现，“当时中国人的忠诚与利益都比较分散，并不是完全统一化”。她还引用毛泽东的评价：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反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在脸谱化的群像中，她也尝试还原一些性格丰满的个体人物。

　　比如英国驻华商务总督查理•义律(Sir Charles Elliot)。在中国，他被认为是鸦片贸易的祸首，亦是鸦片战争的直接发动者之一。但蓝诗玲说，“义律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行为的后果。我不赞同他，但我理解他的压力。”当时他远离伦敦，信件来回往往要半年，根本来不及等到上级的命令，便要应付眼下的紧急情况。义律本人很讨厌鸦片，但又支持自由贸易，因此在是否要为鸦片开战这一问题上多有顾虑。英国当局认为他软弱，而中国人则痛恨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其实他比较现实，至少比他的后任璞鼎查理智得多。

　　实际上，在官方领域，英国和中国对鸦片战争已然持有不同的前因后果的解释，身为英国人，蓝诗玲能否客观描写这场战争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困难的问题。”她说，“虽然身为一个英国人，但我并没有感到任何利益冲突，去为我的祖先辩护。现在没有人会尝试为维多利亚王朝咄咄逼人的不公正辩护。此书的目的并不是要宽恕帝国主义施加给东亚的种族主义。”蓝诗玲说，“但我对鸦片战争及其后果的研究皆显示这个我们称为中国的地方是那么的四分五裂：鸦片战争从19世纪的中国人中得到了非常多样的反应，包括愤慨、自我厌恶。”

　　鸦片战争意义论述的流变

　　20世纪，亚洲诸国均不同程度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仅以鸦片为例，在印度种植，在中国内地出售，同时波及新加坡等其他国家和地区，香港也因为鸦片而改变了命运。但相较而言，以鸦片战争之名发起“牢记国耻”的历史教育则更具有中国特色。

　　这样迥异的历史观根植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教育，即使是共同的一段历史也有多样化解读的可能。“历史不是科学，只有19世纪的人才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实际上，历史太主观了。”蓝诗玲说，“比如，我们英国人描写法国大革命，也许会更强调当时的恐怖，但法国人去写，则会看成一个为了自由和人权的革命。”

　　与此同时，时间也会改变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翻阅清末到现在各个版本的教科书之后，蓝诗玲发现，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教科书当中对鸦片战争的提法出现了变化。在那之前，鸦片战争只是清政府诸多问题中的一个，和新疆平叛、太平天国内乱等量齐观，而中国人谈论鸦片战争会带有更多的自我批评的色彩；在那之后，情况大不一样，鸦片战争一跃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亦被统统归咎于帝国主义。

　　这种变化引发了她极大的研究兴趣：到底是什么造就了中国特色的国耻教育？

　　“一是中国政府要比原来更有自信心，觉得国家已经强大起来，也可以批评西方；二是中国仍然怀疑西方，两者在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仍然会发生冲突，政府仍然需要告诉中国人，‘西方对中国别有用心’。”

　　蓝诗玲说，在中国，鸦片战争已被塑造成西方侵略与中国人反抗的象征，但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由一个烦扰的皇帝、撒谎的将军、勾结者及务实独立的商人合成的悲剧。“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反应比我原来想到的要灵活得多。我认为，与其说爱国主义是塑造近代中国包括香港的关键力量，不如说实用主义同时也是关键力量。”

　　她认为，不能只研究对外战争，也要研究国内战争，并不是中国所有的问题都来自外国人，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人自己。不管在哪个国家，独立、批评性的思维是最关键的。

　　超越国族认同如何可能

　　现年36岁的蓝诗玲对中国的兴趣由来已久，她毕业于剑桥大学中文系，后又取得现当代中国文学博士，先后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她还将鲁迅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张爱玲的《色戒》，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成英文。

　　“对我来讲，中国是非常矛盾的地方，这里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比英国国内多得多，同时，中国在很多方面对外来世界的态度又比英国更加开放。”

　　在中国的大学里，能讲一口熟练英文的人并不少见，但在英国，即使是牛津、剑桥这样的一流学校，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都完全不会中文，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翻译的外文书籍在英国每年的出版物中只占2%，这一数据包括所有语种，而中国市场每年翻译的外文书则不计其数。

　　在为写作《鸦片战争》做调查采访时，她也发觉，很多“愤青”会在星巴克里点一杯咖啡，然后跟她大骂万恶的帝国主义。有一次，甚至有人扬言要带着军队打到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把原属于圆明园的文物抢回来，而采访一结束，对方又开始向她咨询如何申请去伦敦留学。

　　“中国人很国际化，很实用主义。”她把这种现象称为“Odd hybrid”(奇怪的混血儿)。她援引一项美国的政治科学的研究结果，从心理学上看，中国人接受矛盾的能力要比美国人强，因此也更灵活。

　　中国误解西方，西方也误解中国。历史上，西方对中国素有“黄祸”之说，现在又有“中国威胁论”，蓝诗玲认为黄祸论就是威胁论的前身，是非理性的观念，这是近年来媒体“非专业化”地渲染造成的后果。但在这种渲染的背后，是西方一直以来对中国的“尊重”——这个拥有漫长历史文明的大国始终和西方保持着距离，没有全盘西化，这也许代表着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真正的他者，中国有时值得崇拜，有时又需要提防。

　　这似乎成了一个无解的命题，东方与西方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认识框架，在历史和现实的拖拽之下，很难浮出水面，得到澄清，或者被规避。对此，蓝诗玲的答案是：“1841年，英国人打到广州。当时的广州人很矛盾，一方面很害怕，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可以帮英国人买东西、开船，获得一些利益。广州市内有很多中国军队，但并不都是准备跟英国人打仗，不同省籍的人还发生冲突，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挺严重。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国族认同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划一，并不能把入侵者和被侵略者分得那么清楚，中国人和英国人的观点都比我原来想象的复杂。

　　牢记国耻比较有中国特色

　　人物周刊：国耻教育是现在中国历史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你如何评价这种教育呢？在英国有国耻教育么？

　　蓝诗玲：我觉得强调国耻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事情，很多国家要谈自己的英雄，不一定跟国耻有关系，像勾践，卧薪尝胆这个故事也跟国耻有关系，还有林则徐。

　　人物周刊：你觉得国耻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蓝诗玲：我对中国国内关于百年国耻的态度是，完全应该纪念，我觉得英国人不够了解这个历史，想要理解当代中国与西方冲突必须了解这段历史。英国人太容易忘记这段历史了。必须了解历史。我觉得帝国主义就是非常坏，没人可以为它辩护。但我有点质疑的是，中国的教科书对近两百多年的历史不太平衡，用很多时间去纪念百年国耻，但1949年以后的历史纪念得比较少，比如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的事件。中国近代史在国内比较敏感。我觉得看历史要用一个比较全面的视角。不能只研究对外战争，同时也要研究国内战争，并不是所有的中国问题都来自外国人，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