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孙伟锋

　　权力是男人的春药，这在中国这样一个有2000多年专制传统的国家尤其明显。相对于有形的显性权力，吴钩在《隐权力2——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游戏》中为我们勾勒了无形的隐权力以及滋生这种变种权力的文化土壤。

　　权力与生俱来就具有侵略性，正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显性权力的刚性和霸道人所共知，正如吴思所言的“合法伤害权”，但显性权力仅是冰山一角，冰山下面是深不可测的隐权力及其寄生的亚文化。书中的牢头狱霸、宦官、士绅、戏子伶人、红顶商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都能大行其道、呼风唤雨，大多源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隐权力机制。

　　专制国家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一元化看似悖论，却构成了权力单轴社会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譬如书中列举的杨乃武案中余杭县令刘锡彤既是地方行政长官，又是地方法官。前者授予其行政的“合法伤害权”，后者则授予其执法的救济权能。换句话说，刘县令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这使得官方的纠错机制近乎荒谬。不仅如此，刘县令衍生出来的官僚共同体也是相当惊人，比如手下的牢头、宠幸的伶人，甚至是看门的管家。《水浒传》里雷横虽说也是体制内基层官员，相当于刑侦队长，却因为得罪了县令相好的戏子而横遭陷害，寄生权力的戏子之气焰可见一斑。刑侦队长尚且沦为刀俎，平民可想而知。事实上，金字塔状的权力结构决定了雷横这样的基层官员处于食物链的底端，更易沦为隐权力的受害者。《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不乏隐权力的实施者或者受益者，诸如宋江、施恩、李逵、鲁达、武松，但因为他们厕身食物链底端，面对高俅、张都监这些食物链的更高层级，又时常沦为隐权力的受害者。

　　除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一元化，权力的任意性、随机性也会放纵隐权力的恣肆妄为。上有所好，下必胜焉。蒲松龄《促织》里皇帝斗蛐蛐的癖好不啻无形广告推广了“蛐蛐文化”，皇帝以下的官僚体制也有了搜刮民脂的借口，特供文化就是这么产生的。无独有偶，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也将胥吏为害乡里的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权力到了下层胥吏手上明显被放大了，这正是源于权力递减规律，底层权力要想保质保量，必须自行扩张。所以，现在公务机关的“临时工”越来越多，见不得光的“脏活”都包给他们做，出了事公权力可以一闪了之。

　　相对于权力主宰的极权政治，民间力量未必会坐以待毙。吴钩在书中就以青帮为例提出了“朝廷孵出黑社会”的构想。包括雍正年间广州西家行这类工会性质的组织，这些都是民间自发的力量。清朝统治者，譬如乾隆皇帝，对水手行帮的禁绝可谓不遗余力，因为当局只看到了“时代在交媾”这类不雅的桥段，却没有发现“时代也在孕育”，而这种力量恰如春草，更行更远更生。水手行帮逐步转化成了清末民初的青帮并左右民国政局多年，正是这种力量积聚的验证。事实上，任何黑社会都是应运而生，都是白社会失守的产物，更是权力失衡的弊病。权力看似一抓就灵，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这种路径依赖何尝不是饮鸩止渴？

　　权力一元化的社会是零和博弈，要么全赢，要么全输，这大概可以解释书中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盛宣怀为什么会从富可敌国走向千金散尽。至于广州的西家行这类近似于工会性质的组织正昭示了时代的无限可能：从原子化的一盘散沙走向共识集合体，将金字塔状的权力架构改造成橄榄状的稳定结构。

　　如果说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点醒了我们与现代文明的隔膜的话，吴钩的《隐权力2》或许可以让我们警醒隐权力栖身的权治社会。共治社会，应该是隐权力无处藏身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