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操作层面看，只要三方在比如投资等关键领域取得一致，明年启动自贸区谈判没有太大问题

　　文/王玉主

　　自1999年11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达成历史性共识后，三国学者从2003年就开始对加强中日韩合作进行联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将会对三国乃至东亚产生积极的影响，三国专家也因此正式提出了建设中日韩自贸区这一合作目标。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中日韩自贸区一直停留在研究层面。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国领导人会议的召开再次点燃了人们对于中日韩自贸区的希望。

　　11月19日，出席东亚峰会和东盟系列峰会的温家宝总理在印尼巴厘岛表示，要在今年年底结束中日韩官产学联合研究，明年启动三边自贸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又一次引发关注。

　　推动力度加大，进程加快。客观地讲，2008年金融危机确实对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东亚合作的“危机驱动性”又一次得到体现。2008年以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连续召开，以及领导人会议确定的中日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的启动，相比之前的纯学术研究对中日韩自贸区的推动力度显然大大提升，而官产学联合研究会议的密集召开实际上加快了合作进程。

　　根据中国商务部、日本外务省、韩国外交通商省公开资料显示，目前中日韩三方已就货物、服务、投资章节以及经济合作领域的20个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一定共识。三国还就竞争政策等部分规范文案事实上达成一致协议。有关贸易救济、原产地、通关等五个工作小组管辖领域报告草案也已基本完成。按计划，三方将在今年年底完成最后一次官产学联合研究会议，并于2012年第五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前后展开后续谈判行动。虽然受到今年3月日本大地震影响，合作进程一度放缓，但温家宝总理的表态显示，三方合作的总体进程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

　　随着联合研究的深入，中日韩三国在货物、服务以及投资诸领域的一些问题上还需要形成共识。尤其是未来产业调整可能涉及的社会利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自贸区发展的影响，成为自贸区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般分析认为，中日韩自贸区障碍都来自经济领域，但考虑到自贸区的政府间协议性质，它必然带有政治考虑。自由贸易是一种经济安排，也是一种政治和社会意义的选择。从经济方面讲，合作共赢是常识。而在现实中，各国关注的显然不仅仅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经济收益。

　　经济利益的政治化在中日韩合作中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合作利益在三国之间的分配均衡性。在三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不足够高的情况下，相对收益的阴影显然更长。二是在有关国家内部，合作的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均衡性，不均衡很容易使自贸区计划成为其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日本的农业问题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一位日本参议员曾对笔者说，虽然日本的农民不多，但代表农民利益的议员不少，因此日本在所有的自贸区谈判中农业都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或许正因如此，一位韩国资深区域合作专家在谈到中日韩自贸区的前景时表示，关键在日本。

　　其实，日本的问题不全在其内部的利益之争，日美同盟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一位日本学者曾半开玩笑说，“日本就是美国的子公司。”这是自嘲，但却揭示了一个现实，即日美同盟的存在，要求日本的行为还须不违背美国的利益，甚至要符合美国的利益。夏威夷APEC会议期间，日本宣布将参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就是一个说明。美国高调重返亚洲，竖起跨太平洋合作大旗，力图主导东亚事务发展。这对日本国内主张推进东亚合作的力量会形成制约。

　　目前，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处在最后的努力阶段。所面临的困难可以说是技术领域的，除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一些敏感的问题，投资领域的问题看来问题不小。几天前温家宝总理的表述中也提到了投资合作问题，希望加快这方面的工作。

　　中国目前仍坚持以“10+3”作为东亚合作的主渠道，因而对中日韩合作十分看重，也十分期待。中国的积极态度肯定会对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产生积极影响。韩国在中国大陆与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之后，对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变得很积极，对中国推动中日韩合作的努力会作出积极回应。

　　从操作层面看，尽管存在一系列挑战，但只要三方在比如投资等关键领域取得一致，明年启动自贸区谈判并没有太大问题。当然，谈判只是个开始。□(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