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大连市公安局决定进行一项尝试：在看守所内成立一个特别羁押室，关押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犯罪分子和嫌疑人。

　　2009年2月至今，共有40多名在押人员在这个特殊羁押室度过3个月到一年半时间，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途径是注射毒品。现在，羁押室里仍有6名在押人员。

　　对此尝试，专家说，羁押室一定程度打破了艾滋病犯罪嫌疑人“免惩”误区，震慑部分犯罪。不过，只有尽快立法，并完善羁押、治疗等环节，才是解决之本。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大连报道

　　孙泽普是大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看守所一大队的管教。2009年初，领导问他：“你愿意去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管教吗？”

　　当时听到这个话，“一下蒙了，头皮有点发麻。”11月29日，在采访中，孙泽普回忆说。

　　孙泽普上岗只用了一天：一个10多平米的小型监室被腾出来，格局与普通监室无异，铁门、栅栏，监室的楼上是一间卫生所。距监室几步，就是民警办公室。

　　监室并没有任何特殊标识，只有一个普通的编号。

　　孙泽普的工作，看上去与其他民警一样，每天在办公室和监室之间来回穿梭，巡视羁押室状况。其实，他的工作远不止这些。

　　民警担心感染曾用胶条封严门窗

　　2008年，一个群体的出现对大连市造成困扰，警方和民间人士习惯称该群体为“艾滋小偷”——既是“行窃者”，同时又是“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艾滋病人”，而其后一个身份几乎成为他们逃过法律制裁的通行证。

　　大连警方决定行动。2008年底，大连市看守所一大队接到一项指令：要开辟一个专门的监室，关押“艾滋小偷”。

　　此前，“艾滋小偷”被捕后，大连警方只能一放了之，因为没有关押场所。即使判了刑，也只能监外执行。

　　2009年2月，羁押室成立后，大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看守所一大队大队长梁冬回忆说，当初，最难解决的并不是监狱内的应急硬件，而是民警们的恐惧心理。

　　大连市疾控中心有关人员介绍，他们每年会进入看守所进行艾滋病防控知识宣传，并联系医护人员进驻，邀请大学教授讲座。

　　但是，这些并未完全解除羁押室民警的恐慌。

　　起初，羁押室有10名民警看守。因为担惊受怕，民警们曾经一度用胶条将门窗的缝隙封得严严实实。到了夏天，常有蚊虫出现，民警担心蚊虫叮咬艾滋病毒携带者或感染者，再去叮咬健康人会传播病毒，索性将羁押室的门窗封了起来。

　　“其实这是误区，蚊虫叮咬的血液，并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孙泽普回忆说，他现在被同事们称为“艾滋控”，是整个大队公认最了解艾滋病知识的民警。

　　不过，当初孙泽普对艾滋病并不了解。大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与性病防治所专家蒋希宏还记得，孙泽普第一次来咨询时，抛出两个问题，“一旦开辟关押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监区，看守所其他在押人员是否会被感染？”“我会有被感染的危险吗？”

　　经蒋希宏解释完艾滋病传播途径、防治方法，孙泽普才放下心中顾虑。

　　管教既是民警又是医生

　　2009年2月，孙泽普接收羁押室第一位入住者吉利(化名)。

　　在孙泽普的印象里，吉利很瘦，像一位长期绝食者，头发没有光泽，皮肤苍白、松弛。吉利有数10年的吸毒史，此前曾因偷窃被捕，不过，因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特殊身份，被捕不久即被释放。

　　2009年2月，吉利再次被刑拘调查后，接着被送交检察机关，并由检方对其提起公诉，直至法院作出判决。

　　进入羁押室前，吉利多次呼喊“我有艾滋病”，但发现没有释放他的意思，吉利开始恐吓孙泽普：“反正我判不了死刑，出去后再收拾你。”

　　孙泽普没有反击。他觉得必须了解吉利内心的想法，知道他要什么，担心什么。

　　孙泽普陪同吉利进入监室。不久，吉利开始喊冷，孙泽普抱来一床新被子。“他会比普通的疑犯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也清楚，这样的要求我会满足。”孙泽普说。

　　更多的要求还包括，吉利犯毒瘾难受想吸烟，孙泽普会破例允许他找一个地方，吸上几口。同时“调查”他的口味和民族习惯，第二天给他定制饭菜。

　　平时，整个监室会定期喷洒消毒液，垃圾和剩余物有专门人士进行处理。孙泽普进入监室，从不穿任何防护服，也不戴胶皮手套。他甚至自己动手给在押人员理发，陪他们吃药打点滴，凑在一起聊天。这些活动拉近了他与在押人员的距离。

　　他还自学了一些医护常识，对常见疾病能做出基本的判断；一旦发现有在押人员需要使用药物进行治疗，他会前往卫生部门领取，分发给在押人员。

　　其实，在进入羁押室之前，大连市疾控中心已对声称有艾滋病的“艾滋小偷”进行检测。之后，每年进行两次例行检测，确定是否需要定期服用药物。

　　因为有初期的筛选，羁押室在医护方面的压力会小得多。

　　不过，在羁押室里，“他(孙泽普)是同时扮演着民警和医生的双重角色，不仅要掌握一些相关的医护知识，也需要自我防护能力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梁冬说。

　　艾滋病在押人员就医问题碰壁

　　大连市看守所在这次尝试中，发现羁押室与外界的对接存在问题。“因为这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的协调沟通，比如公安、医疗卫生等，最后需落实到制度层面。”梁冬说。

　　问题最初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就医中暴露出来。

　　2010年的一天，梁冬赶到羁押室，眼前的情景让他大怒：一名在押人员在洗澡时滑倒，头撞到了墙壁，裂开一道两厘米左右的伤口，流血不止。

　　当时，3名民警赶到，扶起伤者，并用手帕按住伤口止血。

　　“我生气，是因为看到民警们什么自我防护的措施都没做，连胶皮手套也没戴，衣服、脸上和手上都是血，一旦有伤口，后果不堪设想。”梁冬回忆说。

　　“来不及了。等做了防护再去救人，肯定不行。”当时在现场的孙泽普说。

　　随后，民警将伤者送到大连市一家传染病医院，对方拒绝处理，理由是该院没有外科诊室。

　　梁冬立即又赶往一家外科医院，院方又以该伤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会污染医用器械为由拒绝治疗。

　　最后，经院长协调，一名实习大夫为伤者缝好了伤口。

　　民警们事后检查，庆幸的是，没有人感染艾滋病毒。

　　这次经历让梁冬和孙泽普有些受挫。“我们只是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已，如果其他部分没有做好，配套的制度不完整，还是没法解决问题。”梁冬说。

　　羁押人员释放后重返率高

　　其实，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犯罪后如何收押和监管，一直是个难题。

　　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这种疾病被划分为乙类传染病，预防、医疗救治和监管都有规定。但是，专门针对艾滋病人犯罪后如何收押和监管，现行的法律未作明确规定。

　　不过，现行法律明确规定“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不得保外就医。”有专家认为，不应将“艾滋病罪犯”暂予监外执行，因为艾滋病罪犯监外执行再次犯罪几率较高；个别艾滋病罪犯还有报复心理。建议完善关押和医疗艾滋病罪犯的设施，为“艾滋病罪犯”设立单独监区，配备相应的医疗条件。

　　在大连市公安局开设艾滋病感染者羁押室之前，各地也在寻求解决之道。

　　2003年，武汉市率先设立全国第一个临时的艾滋病感染疑犯关押点，投入7万元由一所旧仓库改建而成。

　　其后，其他地方也在进行尝试。比如，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的金钟监狱，这是一所以关押各类传染病罪犯为主的特色监狱；浙江省在该省监狱医院设立专门收监患艾滋病罪犯的病区等；福建、湖南、江西等地都相继设立了专门的羁押点和艾滋病监狱。

　　孙泽普说，部分在押人员释放之后，会二度进入羁押室，重返率高。目前，该羁押室有5名在押人员，释放后重新又被抓回羁押室。此前，有二次进来的犯人甚至会和孙泽普开玩笑：“孙管教，我自己去，我知道地方。”

　　去年，孙泽普在医院见到此前释放的吉利，吉利客气地跟他寒暄着，反复说着“谢谢”，并声称自己已经改好了，不会再犯了。

　　“我觉得够呛，他的样子，看起来并不好。”孙泽普说。“吉利们”走出羁押室，面对考验的将是整个社会的教化体系。

　　【对话人物】

　　孙泽普

　　辽宁大连人，31岁，大连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看守所一大队管教，大连市感染艾滋病病毒在押人员羁押室负责人

　　最近有一位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朋友被查出，发病后半年就死了，心情非常低落，觉得自己也活不长。我跟他聊，解除他的误区，告诉他一些医学常识。其实他们也怕死，不怕是不可能的。一旦有了求生的欲望，他就会积极配合。

　　特殊管教：担心感染三年未做体检

　　羁押室管教孙泽普回忆，劝说在押人员时曾被咬一口

　　劝说时被在押人员咬一口

　　新京报：工作中遇到过危险的情况吗？

　　孙泽普：有一次，一位在押人员情绪很激动，他本来认为自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可能被抓，于是吵着要放掉他。我站在门外劝他，双手搭在栏杆上，他突然就冲了过来，朝着手，一口咬下去。我反应比较快，赶紧抽出来，还好，没出血，挺幸运的。

　　新京报：这次遭遇有没有让你心有余悸？

　　孙泽普：当时有点害怕，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极端的情况不多。他们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你尊重他们，他们也自然尊重你。

　　这个咬我的感染者本来以为事后我肯定揍他，但我跟没事儿一样。事后，他就服我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你的管理对象？

　　孙泽普：我同情他们。有一些在押人员很可怜，他们虽然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他们对这个病了解得太少了，总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死去，大多是活一天乐一天，还有更极端的就干脆破罐子破摔，有轻生寻死的想法。

　　新京报：有没有说服不了的时候？

　　孙泽普：很少。后来，他们都跟我很熟，你得相信我的实力，基本都能说通。实在不行，我还会召集跟他一起住的人商量，让他们帮我一起做工作，他们大多是朋友，劝的话容易听。必要时，可能会有一些隔离措施，让他自己想通。

　　“工作一年多才真正放松”

　　新京报：你在这里工作觉得压力大吗？

　　孙泽普：心理压力挺大。每天早晨7：30到下午5:00，一直都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人会容易压抑。每天面对他们，朝夕相处，其实也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我每天开车回家、吃饭时都在琢磨，今天谁的状况怎么样，明天我去怎么开导他能接受，劳心劳力。

　　新京报：管理他们还有哪些障碍？

　　孙泽普：有时语言也是一个障碍，我说100句，他们可能只听懂10句(在押人员有少数民族人员)，那我就需要反复去说，他们不一定能听懂。最多时，监室里一下来了12个人，为避免冲突，我得按他们的脾气、秉性分开管理，这样就好多了。

　　新京报：管理中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孙泽普：不能打击，不能伤害他们的自尊。最开始，我会刻意去想，哪些话不能说，比如“有病”、“你们跟别人不一样”，这种话绝对不能说，现在已经慢慢习以为常，本来就当他们是普通人，说话也随便，没有任何顾忌了。

　　新京报：什么时候真正放松和接纳自己的工作？

　　孙泽普：一年多以后吧，才算真正放松和接纳了，真正当这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在押人员是普通人了。

　　怕查出问题，三年不敢去体检

　　新京报：做这项工作之后，你的生活发生变化了吗？

　　孙泽普：之前我是爱玩的人，喜欢聚会，特别爱唱歌。现在每天回家之后，就懒得讲话了，基本不愿动弹，窝在椅子里，累。聚会也很少，跟能理解的朋友聚一下。

　　新京报：你的妻子知道你负责管理这个监室吗？

　　孙泽普：开始我都不敢告诉她，一年多后，她比较敏感，知道我做这行了，气啊！不肯原谅我。后来没办法，才不得不接受了，但双方父母都不了解我的工作。

　　新京报：那你自己担心会被感染吗？

　　孙泽普：不敢想。有点害怕，但不得不想，我也控制不了。有时候我也担心，整天和他们打交道，说不定我真已经感染了。单位每年组织体检，我三年没有去做体检。怕，怕查出什么问题来，那谁来理我？工作怎么做？我也没有要小孩，不敢要。

　　新京报：你继续做这项工作，是因为它给你带来成就感了吗？

　　孙泽普：老实说，这种成就感并不明显。看守所里的事儿，跟外边的警察破案还不一样，他们的荣誉都是台面上的。但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说法，不出事就是最大的出彩了。

　　新京报：那你认为你的工作跟同在监区的其他民警有什么不同？

　　孙泽普：危险系数可能大一些吧，除了值班民警，其余的人基本上不会接触这个监室。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

　　孙泽普：你看，我干了这几年，一点事儿都没出，我觉得就是最大的肯定了。

　　本报记者 朱柳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