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郑幼卿向记者展示一年来搜集的关于国泰医院违法的证据。本报记者 王怡波摄

　　 12月1日，国泰医院的新旧招牌“相互依托”，在火车站对面的繁华路段仍十分显眼。本报记者 王怡波摄

　　如果不是束手无策，郑幼卿不会选择在媒体上公开露面，把自己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作为福建省厦门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的执法监督员，郑幼卿与在她看来涉嫌“医疗欺诈”的厦门国泰妇产医院(以下简称国泰医院)较量了一年。几经波折，这家民营医院一度被厦门市卫生局吊销执业许可证。然而几个月后，它又通过行政复议让人疑惑不解地“起死回生”。

　　在这场始于2010年10月的斗争中，她和同事一次次触碰到难以置信的违法行为，一次次信心满满地去履行监督员的职责，之后却一次次见识了一家小小的民营医院背后惊人的能量。

　　“我很不甘心，现在我要把自己掌握的事实在媒体上实名揭露，当然，会有危险，但我不怕。”12月1日，满脸倦容的郑幼卿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讲述自己在执法中遭遇的一切时，她的疲倦被飞快的语速和坚定的眼神一扫而光。

　　这叫我们以后怎么执法

　　不止一个人当面劝郑幼卿，不要这么“幼稚”。

　　郑幼卿说：“如果不会耍滑、变通，人家肯定要说你‘幼稚’；但如果不这么‘幼稚’，我觉得对不起良心。”

　　2010年10月，厦门市卫生局根据福建省信访局、中央纪委转来的国泰医院内部员工举报材料，组织现场检查后交由厦门市卫生监督所立案查处。因举报内容有涉及行贿相关人员等情况，此前并不负责监管国泰医院的郑幼卿，被指定为该案的主办人员。

　　“在之后的办案和行政复议过程中，我有了从未有过的经历，看到国泰医院异乎寻常的大胆违法和无视监管，而某些领导颠倒是非、无视事实和法律，甚至强行保护违法医院。”郑幼卿说。

　　刚接手国泰医院案时，就有人告诉郑幼卿，“肯定吊不了国泰的证”。

　　“我不相信。我查处案件不看背景，而是看违法事实，法律规定达到哪个处罚程度就进行怎样的处罚。”郑幼卿已经记不清，她接到过多少患者对国泰医院的投诉件。从一开始，她的态度就十分坚决，“我觉得在厦门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总不能说它有严重违法情况你还放纵它。”

　　铁证如山之下，今年7月4日，厦门市卫生局对国泰医院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警告；罚款；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吊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的资格。

　　然而，这之后的事件走向完全超出了郑幼卿的预计。先是国泰医院无视吊证的处罚，依旧公开营业，然后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处罚被一纸决定书停止执行。最终，国泰医院通过行政复议成功地撤销吊证处罚。

　　“一家机构这么违法而且如此嚣张，法律规定违法所得达到3000元就吊证，它违法所得是四十几万元；使用无证人员两名就可以吊证，它达到9名。这到头来还吊不了证，你说我们以后怎么执法？”在厦门市政府法制局，为了行政复议的决定，郑幼卿甚至与法制局领导当面叫板，丝毫不让步。

　　“曾有领导说我，郑幼卿向来都是法律第一、领导第二。他说这句话我也觉得没错，我确实这么做的，因为我毕竟是执法者。”郑幼卿说。

　　吊证后迅速“起死回生”

　　真正的博弈从国泰医院被吊证开始。

　　7月20日，郑幼卿和厦门市卫生局3个有关处室的工作人员来到厦门市法制局，法制局一名处长给了他们一份关于“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的意见，并说：“根据市信访局反映，因考虑到社会维稳，有200多名员工要就业和国泰的经济损失，决定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

　　200多名员工？！郑幼卿“一下子跳起来了”，国泰医院哪儿有这么多员工？她当场拿出大量证据，证明国泰根本没有200多名员工，最多也就几十名员工。她还当场出示了一份去年9月国泰医院的工资清单，名单上也就90多人，而且就郑幼卿了解，工资清单上有的人根本不在国泰医院上班，只领工资。

　　郑幼卿向法制局明确指出，如果让国泰医院正常营业，将会继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种威胁无疑更大。

　　郑幼卿回忆说，当时，市卫生局有关处室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也分别向这位处长指出，医疗行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当事方又是一家妇产医院，其医疗行为往往同时涉及两条人命。行政复议机关不具备对医疗专业风险的评估能力，应充分考虑有关专业部门(卫生局)的意见，并请复议机关慎重考虑其停止执行的决定，认真评估停止执行带来的社会风险。

　　然而，这一切并未让厦门市法制局改变意见，随后，“停止行政处罚执行”的决定产生。在厦门市政府《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厦府行复停[2011]1号)上，厦门市政府认为，申请人(即国泰医院——记者注)以“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矛盾”等为由，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处罚，经审查，“本机关认为申请人要求合理”，停止该具体行政行为。

　　有了这份“1号文件”，国泰医院得以在被吊证的阴影下，继续接诊病人，然后筹划着通过行政复议彻底拿回执业许可证。

　　国泰医院的目的在9月14日基本实现了。这天，厦门市法制局的一位处长向郑幼卿和厦门市卫生局工作人员出示了关于国泰医院复议的初步意见：“经审查，案件本身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违法行为性质恶劣，且每项违法行为都够吊证；但考虑到‘跨科、聘非’行为没有造成明显后果和机构投资大，吊证会引起社会振(震)动，出现社会不安定因素，故决定不吊证，只就‘非法开展计生技术’给予吊证其‘计生许可’。”

　　根据郑幼卿回忆，当时，在场的市卫生局的处室领导和工作人员曾当场建议，将这个案件的复议提交厦门市行政复议委员会讨论决定，但被拒绝。

　　法制局副局长：“民营医院发展中总是有畸形的”

　　9月22日，郑幼卿还在厦门市卫生局与厦门市法制局副局长孙发明辩论了一番，但最终没能阻挡该决定的出台。孙发明说：“这个复议决定，市领导是综合考虑(过的)，有200多名员工就业问题，为稳定大局，社会和谐稳定，要求给国泰一个改过机会。我已在昨天向国泰严肃谈话并告知复议结果不吊证，让它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以便今后规范。”

　　孙发明还告诉郑幼卿，执法要有灵活性，“目前国泰的整改态度很好，我个人看法(是)要求国泰负责人带队内部员工到市卫生监督所道歉”。而当郑幼卿再次将所有证据呈现在孙发明面前时，孙发明又说：“民营医院发展中总是有畸形的。”

　　郑幼卿知道，自己的调查是准确的，国泰医院的违法行为是清楚的，这两点，连厦门市法制局也认可了。既然如此，“为什么复议的结论这么牛头不对马嘴呢？说是为了维稳，那受害者要起了骚乱怎么办？”

　　国家的法律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什么时候依法行政成了维稳的对立面？“真的束手无策了？”郑幼卿开始反思自己这一年的抗争。“我查国泰医院只不过是按照法律办事，从来也没想过要用什么激进的办法”。但查着查着，郑幼卿发现，手握法律的武器和确凿的证据，还是只能到处碰壁。尤其是从她得知国泰医院有可能“起死回生”以后，她的抗争方式越来越激烈。

　　几个月来，她以个人名义向厦门市委、市政府领导、各有关部门领导提交了《关于不能停止执行具体行政行为通知书的理由和意见》、《关于建议厦门市政府依法维持厦门卫生局对国泰吊证决定》、《为什么市卫生局集体作出吊证决定却关不了门》……

　　甚至，她还把这些材料寄给了中央、省有关领导等。她还向厦门农工民主党反映了情况，随后厦门农工民主党通过内部渠道向上面反映了情况。她是这个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民主党派的党员。

　　不过至今，郑幼卿的这些声音都没有得到回音。

　　国泰医院曾当面撕毁监督意见书

　　“调(应为吊——记者注)证 哼 ××(为保护个人信息，隐去真实地址——记者注)路”，“国泰要对你人身不利”……自从郑幼卿开始查办国泰医院案，这类的短信就时常出现在她手机上，里面充满了暗示知道郑幼卿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话语，甚至还有更直接的谩骂侮辱语言。

　　这是郑幼卿2004年成为一名医疗监督员以来，第一次因为办一件案子受到威胁和辱骂，郑幼卿曾为此报警并向领导反映。

　　更多的威胁赤裸裸地发生在郑幼卿在国泰医院的执法现场。

　　2010年11月18日，郑幼卿到国泰医院现场检查，作为医院实际管理者的张超英，不顾郑幼卿和其他执法人员的劝阻，强行对郑幼卿脸部进行摄像。

　　因担心事后自己的人身安全，郑幼卿不得不报警。作为执法者，却屡次因为执法报警，这使得当地派出所的领导都善意地提醒郑幼卿：“国泰敢这样对待你们的监管，肯定很有后台的。”

　　有时候，郑幼卿甚至被“倒打一耙”。

　　去年12月8日，当郑幼卿正在现场对主要违法医生做询问笔录时，国泰医院工作人员多次敲门和打电话干扰调查，最后竟将该医生叫去产房为顺产产妇接生，迫使询问笔录中断。事后，国泰医院还向郑幼卿的领导告状：“胎儿头都快生下来了，却不让医生去接生。”

　　这让郑幼卿也懵了，号称有60多名卫生技术人员的二级妇产医院，当天难道就没有第二位可以做顺产接生的医生？ 

　　更令郑幼卿气愤的是，今年5月23日，卫生监督所联合计生系统到国泰医院检查。在产房隔离产室的“感染性垃圾桶”桶内，郑幼卿他们见到3具血迹未干的大月份引产死胎。没想到，国泰医院不仅拒不承认引产，反而诬赖死胎是执法人员带来的。最终，这件事情因国泰医院早已将产妇转移，竟然也不了了之。

　　郑幼卿粗略回顾了一下，在自己调查国泰医院时，国泰医院共拒签现场检查笔录4份、监督意见书5份，甚至还当面撕毁监督意见书。在郑幼卿看来，国泰医院如此强硬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违法那么简单了，“都已经是蔑视法律了”。

　　她还记得，最初提交国泰医院案件材料后，为她提供证据的国泰医院内部人员遭到了打击，其中一人在厦门好几个月找不到工作。当时她深感愧疚：“连为政府作证的证人都保护不了。”

　　郑幼卿的亲友们虽然也很支持她的正义之举，但他们表达了更多的担忧。有一位亲戚在郑幼卿公开在媒体上露面后发短信给她：“你啊，一个柔弱女子是改变不了现实的，也医治不了社会的顽疾。记住保护好自己最重要！”

　　“我做这个事情首先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那些底层受害者服务的，到这家机构看病的人多是外地农民和本地的民工。政府机关和卫生系统很少有人去这样的地方看病的，他们没有切身利益，不会感受到受骗后的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感受很深的。我知道肯定会得罪一些人，这些人可能会采取一些措施，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错！”郑幼卿说。

　　“至少让违法者依法受到处罚”

　　半个多月前，郑幼卿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采访。虽然领导、同事并没有因此责备郑幼卿，甚至有些富有正义感的人还会私下向她表示敬意，但她还是被劝说，不要再跟媒体接触了。领导“为了避免让她和国泰医院直接对立”，不再让她监管国泰医院。

　　这种压力郑幼卿之前也经历过，那时，甚至有人称她“败坏厦门形象”、“丢卫生局的脸”。

　　2011年1月12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一家民营医院的生财之道》披露国泰医院各种违法情节，此后，郑幼卿便经历了一场“微妙的拷问”。虽然郑幼卿并未在该组报道中出现，但一些领导和国泰医院认定是郑幼卿将他们“出卖”了。

　　于是，郑幼卿的领导“为了保护她的安全”，要将她调离国泰医院案，在郑幼卿坚决不同意后，她得以继续调查该案，但不久被安排去党校学习两个月。5月初，完成在党校的学习后，她马上回到监管岗位，并接连发现了国泰医院的更多问题。

　　现在，郑幼卿更直接地得罪了一些领导。

　　“不过这也无所谓，我也不想被提拔了，管他呢。”虽然看不清未来，但这一点郑幼卿是很清楚的，她只想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至于自己的仕途、前程，她已无暇多想，“现在，这个(国泰医院案)事情挂在心上，我觉得很难受，真想快点做完”。

　　什么时候算做完？“至少让违法者依法受到处罚！”郑幼卿说。

　　郑幼卿认为，国泰医院屡教不改，应该依法将其关闭，以维护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规范。“关掉它并不会产生像法制局说的维稳问题，更不会影响老百姓的就医便利。”郑幼卿说，据调查，国泰医院的就医量并不大，而且多半是门诊病人。周围地区医疗资源丰富，有两家三级综合性医院和两家二级民营医院以及健全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吊销后不仅不会造成周边居民的就医难，反而保障了患者的就医安全。

　　目前，对国泰医院的调查已经终结，在卫生监督所里，没有人再提起这个曾引来“满城风雨”的案子。但郑幼卿认为，实际上，国泰医院未解决的问题仍然很多。

　　“一个是它升二级医院时有一些虚假材料。根据法律规定，提供虚假材料必须撤销它的二级医院许可。”郑幼卿列举，还有原来发现有假冒4个合格医生签名的处方，当时说人数没有办法确定，“我想进一步查，我申请过立案，可以说查起来也比较简单，但是到现在为止，上面还没有批。”

　　郑幼卿深感忧虑的是，要是这个案件这么“草草收场”，如果像国泰医院一样的违法医疗机构仍旧肆无忌惮地拿法律开玩笑，如果连执法者对违法行为都束手无策，谁来维护广大患者的健康权益？今后的卫生监督执法还怎么做？

　　本报厦门12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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