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黑作坊内智障劳工疑被殴打致死  老板赔偿15万元了事 说是“吃饭时哽死”

　　此前已有智障劳工死亡 “听说是喝酒喝死的”

　　老板赔15万未追刑责

　　杨小兰说，丈夫是因经常遭到殴打导致死亡。

　　舒文忠说，儿子以前身体强壮，从事背水泥上楼的工作，没得过什么病，“突然人就没了，很奇怪”。舒新红的弟弟也说，哥哥尸体的背部、肋部有淤伤。

　　11月21日前后，舒家因对死因有异议，向通州警方报案。

　　此时，遗体已经被运回湖北。通州警方与湖北警方联系，由云梦县警方予以配合调查。

　　与此同时，舒家与田建军夫妇也开始谈判，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参与协调。

　　11月22日，双方签了一份《人民调解协议书》，田建军夫妇同意赔偿舒新红亲属15万元，并承担杨小兰在县医院住院治疗的费用。此后，舒家不得向田建军夫妇提出任何要求，包括赔偿要求在内。

　　11月24日，按照当地风俗，舒家请了亲朋好友一顿酒席。三天后，舒新红的尸体火化。

　　如今，舒文忠看着为儿子刚开始盖的新房，觉得儿子的死尚有冤屈。舒家人认为，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压力下，他们才没有提出尸检要求，致舒新红死得不明不白。

　　最终，云梦县警方认定，家属对于死者的“死因无疑义”，即舒新红并非属于非正常死亡，没有进行刑事案件的立案，并依此回复了通州警方。田建军夫妇自然也无需承担刑事责任。

　　豆腐从来不卖给村里人

　　舒新红生前受雇的豆腐坊位于通州区台湖镇徐庄村。徐庄村村民说，舒新红死亡的地方，是“徐庄最不显眼的”，此处原是一片果园，五六年前果树被拔，地被承包，盖成两排房，有院门。

　　村民们说，豆腐从来不卖给村里人，做豆腐的人也从不跟村里人接触，“很神秘”。

　　“做好了豆腐，会有车来收。”12月3日，记者以收购豆腐名义进入这个封闭的院落，一个工人对记者说。

　　院内共有4家豆腐作坊，其中3家作坊仍在生产。最南头的一家作坊停产，正是舒新红生前所在的豆腐坊。

　　每家作坊都有一台磨浆机，两口大锅，数个大桶和大筐。每家的操作间都可以用污水坑来形容，水泥地面上千疮百孔，大个的窟窿可以容得下成人的脚，工人们都穿着雨鞋工作。

　　“我们都是从云梦老家出来做豆腐的，没有白作坊，只有黑作坊。”这家作坊的老板说。

　　院中最大的一家作坊，女老板姓鲍，她自称是该院最早做豆腐的，已有两年了。“我家不用智障人，智障人能干活吗？”鲍老板很干脆地说。

　　但鲍老板作坊内两男一女，始终埋头干活，目光呆滞，动作不便，几乎不说话。

　　查抄黑作坊

　　三智障工身现伤痕

　　12月3日，台湖镇工商、城管等部门将院内正在生产的3家及院外1家豆腐作坊的磨浆机等查抄。执法人员说，这些作坊均无任何证照，今年已查抄过两次，“每次查他们都说回家不干了，转眼又开干。”

　　正当执法人员查抄时，鲍老板带着自家作坊两男一女三名工人想离去。

　　一个年长男工将戴着的红色塑胶手套脱下去挠头时，院门口围观的村民瞬间惊呼起来。

　　他的手肿胀如发酵的面包，手掌苍白，关节变形，皮肤已被完全腐蚀，整个手掌像是被石膏裹了厚厚一层，明显是长期被水浸泡所致。

　　“他们三个都是智障。”豆腐坊鲍老板的弟弟说，“他们在家讨饭都讨不来，我可怜他们，把他们带来做豆腐。”

　　“不干活，要打，想回家。”年长男工说，每天早上4点半开始干活，要一直干到晚上九点左右才能睡觉。

　　另一个自称“小明”的男工头上，赫然留着一条红色的伤疤，双臂上都有明显旧伤，右腿上一条长约一寸的伤口尚未完全结痂，“天天打，这儿，前天老板打的，用大棍子。”他说。

　　对“小明”身上的伤，鲍老板的弟弟称，是替“小明”搓澡时弄伤的。

　　记者将情况举报至通州警方。民警和劳动监察部门人员赶到现场，已经找不到3名智障劳工。截至4日晚，民警和劳动监察人员仍在寻找3位智障劳工和雇用者。

　　多个消息源称，在舒新红死前，一个60岁左右的智障老人，也死于这个神秘院落中的黑作坊，后来像舒新红一样运回老家，赔了几万块钱。

　　对此，鲍老板曾说，不清楚智障老人是哪家豆腐坊的，“听说是喝酒喝死的”。

　　39岁的舒新红死了。他是一个智障人士，受雇于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徐庄村一家豆腐黑作坊，老板是湖北省云梦县同乡田建军夫妇。

　　遗体火化了。虽然同为智障劳工的妻子满身伤痕，称舒新红是被殴打虐待致死，但因无法尸检，死因成谜。

　　舒新红生前做工的豆腐坊附近，仍有多家豆腐黑作坊在经营，多位智障人在里面做工，他们身上也有伤痕。

　　目前，警方、劳动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

　　每背一袋水泥

　　上一层楼挣一块钱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行驶一千多公里，从北京通州返回湖北云梦。11月29日，舒文忠看到了儿子舒新红的遗体。

　　面对儿子的遗体和满身伤痕的儿媳，舒文忠不相信田建军给出的死亡原因——舒新红突发心肌梗塞，吃饭时哽死了。

　　1972年出生的舒新红，是舒文忠的长子。舒文忠说，儿子出生后不久，发高烧烧坏了脑子成了智障，听不太懂别人说话，情绪不稳定。

　　1999年前后，舒新红娶了杨小兰，也是一位智障人士。

　　虽然脑子有些问题，舒新红还是能干体力活，曾去过亲戚的工地上打工、背水泥，每背一袋水泥上一层楼挣一块钱。妻子杨小兰在家务农，在两亩八分地上种棉花。

　　舒文忠回忆，今年年初，本村做过干部的程桂元找到自己，问他愿不愿意让儿子和儿媳去打工，程桂元的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做豆腐，舒新红夫妻俩一年可得工钱1.8万元。

　　2月7日，正月初五，舒新红夫妇随田建军夫妇奔赴北京。

　　智障儿子电话里喊“救救我”

　　舒文忠原以为做豆腐的活怎么也比背水泥轻松，再说还是给老乡干活。

　　儿子儿媳离家的9个多月里，舒文忠接到田建军四五次电话。

　　“两个孩子都不会用电话，都是老板打来的。”舒文忠说，多是田建军抱怨儿子不好好干活。每一次舒文忠都是安抚儿子，劝他听老板的话。

　　今年11月初，舒文忠将两间老房子推倒了，打算重新修建。“人家都盖楼了，我家没钱。”舒文忠说。

　　为了盖房子，舒文忠从程桂元手里拿了1万元钱，他说，这是儿子出门打工时，田建军夫妇许下工钱中的一部分。

　　新房还没盖好，11月19日，舒文忠就接到了儿子的噩耗，通知他的还是程桂元，“舒新红断气了”。

　　而一天前，舒文忠在电话里听到儿子的声音，“喊了一声救救我”。

　　对于这个电话，田建军称，由于舒新红不干活，他想把舒新红打发回家，“为了吓唬舒文忠，教给舒新红说‘救救我’”。

　　舒新红尸体到家当天下午，田建军的妻子带着杨小兰乘火车返回老家。

　　儿媳杨小兰的变化让舒文忠更加怀疑儿子的死因。

　　儿媳称豆腐坊内遭殴打虐待

　　按照舒家人的说法，杨小兰像是变了一个人。此前100多斤的体重，此时只有七八十斤。

　　更严重的是，杨小兰手脚肿胀、皮肤开裂、生有皮疹，左右脸颊及右腿迎面骨处有淤青。

　　11月21日，杨小兰被送入云梦县医院住院治疗。

　　11月30日，杨小兰仍然躺在病床上，低烧不退。

　　她说，手脚肿胀是做豆腐泡的，其他的伤则是老板和老板娘打的。在田建军夫妇的作坊中，她和丈夫舒新红每天凌晨4点左右便被叫起床，做磨黄豆、清洗等活儿，直至晚上11点左右才睡觉，“有时一顿饭只是一两个馍”。

　　杨小兰说，由于太累，她和丈夫有时不想干活，或者只是干活动作慢了一点，田建军夫妇便对他们施以拳脚。丈夫舒新红遭到田建军的殴打后卧床不起。死亡前四五天，舒新红不想干活，被田建军从床上拉到了地上，用脚踢。杨小兰试图护住丈夫，却遭老板娘扇耳光。

　　田建军否认殴打舒新红夫妇，杨小兰身上的伤是“自己跑到院外林子摔的。”

　　据新京报(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