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台湾举行了由马英九、蔡英文、宋楚瑜三者对决的“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不少网民通过网络收看直播。很多人对这次辩论印象深刻，深感这是华人社会的民主盛事。但大家是否知道，这样的电视辩论，即使在民主社会，也实在得来不易。

　　以英国为例，直到2010年，英国才终于出现了历史上首次大选党魁电视辩论，由当时执政工党党魁兼现任首相戈登，与在野保守党党魁卡梅伦、自由民主党党魁克莱格进行交锋。(有关这次辩论的来龙去脉，详见本专栏2010年第14期《电视辩论漫谈》。)

　　虽然美国比英国早50年出现总统选举电视辩论，但尼克松因电视辩论输掉1960年大选后，本来对辩论自信满满的他(他曾因1959年的“厨房辩论”压倒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一下子变成惊弓之鸟，此后拒绝参加所有的电视辩论，令几届大选的电视评论都难以成事，直到1976年大选才出现转机。当时，现任总统福特对战挑战者卡特，福特不单当时民望低迷，还因从未经历过大选洗礼而缺乏认可度，期望透过这场辩论翻身。

　　学者朱迪丝•特伦特(Judith Trent)及罗伯特•弗雷登伯格(Robert Friedenberg)在《政治运动传播》(《PoliticalCampaign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一书中剖析，在成为一个悠久的传统之前，大选电视辩论的“成局”或“破局”，由以下6大因素决定：

　　1.这是不是一次选情吃紧的选举？如果一方觉得胜券在握，因而有恃无恐时，成局的机会便大大降低；

　　2.辩论是否会为候选人带来好处？除了估量自己的胜算外，还要看民意和舆论对电视辩论有多大渴求；

　　3.候选人对自己的辩论能力是否有信心？如果一方不善辞令，当然会试图尽量藏拙；

　　4.是否只有两位主要候选人在竞逐？如果是“三分天下”甚至“七国乱”，破局的机会便会大增，因为不确定性太大，而且候选人尤其担心对手是否私下结盟，在辩论中以众凌寡；

　　5.候选人是否觉得自己对辩论的各个环节已妥善安排？有些候选人擅长正襟危坐的辩论，另外一些则较擅长如town-hall meeting(里民大会)这类较为活泼的辩论形式，要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

　　6.是否有现任总统或总理参与辩论？如果有的话，一方会认为自己过去已有足够多的媒体曝光机会，更何况，现任通常要为自己的政绩辩护，容易落入守势，而挑战者的包袱就会相对较少。

　　如果你希望成局，又能采取何种策略向对手施压呢？

　　1.主动挑战，摆出随时奉陪的架势，让对手不甘示人以弱；

　　2.如果对手无动于衷，就批评他没有民主胸襟，不尊重选民；

　　3.再不行就把批评升级，使用激将法，嘲讽对手胆小如鼠。

　　以第三点为例，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当年的克林顿。1992年美国大选时，克林顿挑战争取连任的老布什，提出其中一场辩论以town-hallmeeting的新形式举行。这种形式自然对亲民、天生一副演员相的克林顿较为有利，对严肃、古板的老布什不利，因此后者一直抗拒。克林顿使出激将法，公开说老布什因为要遮掩其恶劣执政尤其是经济纪录，因而在电视辩论环节有诸多畏惧，逃避面对群众。克林顿的支持者更打扮成鸡，并拿着“Chicken,George”的标语牌，到老布什的选举集会“砸场”。老布什按捺不住，被迫就范。他曾向幕僚说：“我实在不想继续被人看成一个懦夫(wimp)了！”

　　如果你希望破局，又能用什么策略婉拒，以保持体面、减少伤害呢？

　　1.没有必要：如果是现任总统/总理，可以说平常他们已经有充足的渠道让公众了解其政策和施政内容，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2.没有时间：现任者更可以推说国事繁忙，有很多更重要的国家大事要处理，因此没法将时间花在辩论上；

　　3.说辩论的坏处：比1、2更为激烈的办法，就是说辩论只会招来谩骂和人身攻击，甚至以偏概全，从本质上挑战辩论的价值；

　　4.含糊其辞，能拖就拖：不严词拒绝，反而说，“要多听各方的意见”、“要评估有没有真正需要”等，让辩论无疾而终；

　　5.技术刁难：不是原则性的拒绝，而是在日子、场地、形式、题目、参与者和提问者的环节上不断刁难，破局后，便推诿责任不在己方。

　　由此可见，电视辩论能否成局，当中存在诸多障碍。台湾当年是如何克服重重障碍的？我们下期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