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下午，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召开了关于接送学生车辆事故处置情况的第三次发布会。

　　丰县副县长张斌介绍说，8名受伤学生正在医院积极救治，7名学生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李开心、宋雪迎、王昌伟、赵磊、李绪晨伤情一般，经救治后，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宋梦迎、李坤宇伤情稍重，现仍在徐医附院重症监护室救治，但无生命危险；王苏苏现在徐州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救治，伤情危重。

　　张斌说，善后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县政府已组织遇难学生家属到县殡仪馆确认尸体，由县领导带队的15个工作组面对面地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安抚，全力做好遇难者亲属的情绪安抚工作，同时启动了具体救助代偿工作。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多家媒体就车辆承载人数和是否超载问题提出质疑。

　　此前，丰县政府发布通告称，车辆荷载52人，实际承载47人，不存在超载，在第二次发布会上，丰县方面说，车辆实际承载人数为29人。

　　丰县公安局局长陈立坤回答说，承载人数目前还在调查之中，截至14日下午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有证据证明的学生人数是 41人，其中，经过医院收治的有23人；通过附近工厂里的监控录像可以看到，另有路过学生18人。

　　对于此前官方公布的47人，陈立坤说：“是根据对车主洪旭及其妻子宋淑英的审查供出的，现有证据证明，没有超载。公安局几个调查组正在调查，学生数字也可能会根据掌握到的证据发生变化，届时会再向媒体公布。”

　　12月13日，两名事故幸存学生均告诉记者，车子的座位上都挤满了人，他们当时就在车子的通道里站着。

　　另一个是事实是，许多学生获救后就回家了，第二天没有去学校。例如，张一凡(化名)由于过度惊吓没去学校，学校也没有打电话到家中核实情况。

　　为什么会在校车整治过程中出现如此悲剧？

　　陈立坤解释说，江苏省接送学生的车辆，可以分为三类：校车、可以接送学生的车辆以及在打击范围内的三轮车、货车、报废车辆等。出现事故的这辆车属于校车，可以运送学生，但由于整治校车时发现其不挂靠学校，在手续上存在不规范的情况，11月30日起停运整治。该辆车当天运送学生的行为属于私下违规偷运。

　　教育局负责人解释说，接送学生的车辆是学生家长与车主达成口头协议后运行的，并不通过学校，接送车没有与学校签订协议，管理上存在缺陷。

　　当天发布会的火药味很浓，有媒体提问，事发至今，为什么学校方面没有出面道歉？学校、教育局为什么拒绝媒体采访？有关方面是否有禁令？

　　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当场就校车管理问题致歉，他同时解释说，没有禁令要求学校拒绝采访，在所有救治学生的医院，都有县教育局及学校老师在场。

　　关于合班并校问题，教育局方面解释说，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试就近入学，该县按照每一万人设立一所定点小学的标准，全县共有110所定点小学，能够满足学生的就学要求。出现学生死亡案例的两个村庄，本来学生可以就近到离家只有1公里的村小学就读，但家长希望到师资力量较好的中心小学就读。

　　该负责人说，目前全县校车正处于停运整治阶段，家长们暂时用三轮车接送孩子上学，有些家长几家合作、轮流接送，就会出现一辆车载有四五个孩子的情况，造成新的隐患，这种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整顿。

　　有媒体质疑，死亡人数是否存在瞒报？为什么不公布死者名单？

　　教育局方面否认瞒报。该负责人称，此次事故中共有15名学生遇难，沙河店村3人，茌里庄12人，“但考虑到学生还是未成年人，是否公开，需要得到亲属同意。目前，家长还在悲痛情绪中，需要一个过程，今天还不能公布。”

　　对发布会上提出的“代偿”，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解释，由于事故责任初步认定为由车主单方面负责的交通事故，因此，应由车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由于车主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暂时无赔偿能力，政府虽然不是侵权主体，但政府部门根据侵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江苏省的有关规定，先替车主代为赔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负有行政管理职责。”

　　本报江苏丰县12月14日电

　　教育专家：

　　校车事故频发源于“撤点并校”后校车制度不完善

　　与甘肃幼儿园校车事故相距不到1个月的时间，国务院法制办紧急颁布的《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还在征集意见，我国近日又接连发生多起校车事故：

　　12月12日下午，江苏丰县首羡镇中心小学校车发生的侧翻事故共造成15名学生死亡，8名伤者幸存。

　　就在同一天，12月12日6时40分许，广东佛山顺德一辆载有59名学生的校车与一辆货车相撞，37名学生受伤入院治疗，其中1人进了重症监护室。

　　12月13日8时许，河南省驻马店市古城中学一运载学生进行拓展训练的车辆与货车发生碰撞，两名学生当场死亡，20多人受伤，其中7人重伤。

　　为什么出事的总有校车？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孩子？人们在痛惜之余，不禁发出质问。

　　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教授、农村教育问题研究专家袁桂林认为，在校车车体本身不达标、超载现象突出、司机素质较低而导致安全事故迭出的背后，是校车运营混乱、监管不力以及校车立法空白的制度缺位。更根本的则是农村撤点并校导致“上学远”，以及政府在解决“上学远”问题上疏于校车系统建设。

　　从2002年起，为了整合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我国农村开始了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将临近村落的学校进行合并，发展成中心学校。据统计，我国农村小学校数量从1997年的51万多所减少到2009年的23万多所，减幅达54.9%。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王蓉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客观看待“撤点并校”。

　　王蓉说，“撤点并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农村适龄儿童大幅度减少。据统计，1998年到2007年间，全国适龄入学人口减少了24.30%。“这是一个最客观的背景，确实给我们的农村义务教育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

　　部分地区由于学生太少，无法开设很多课程，仅有10个到20个孩子的学校，也存在难以配备老师和开设课程的难题。

　　另一个原因是，原来主要由乡村两级办学导致的农村学校经费普遍困难、教师工资拖欠等问题，导致农村孩子不能接受到较好的教育服务。“‘撤点并校’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避免了上述问题，所以应该肯定它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王蓉说。

　　王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各地老百姓对“撤点并校”的反应也不相同，有的坚决要跟孩子在一起，反对“撤点并校”。有些父母则看重让孩子接受更加全面的教育，有一个较高的起跑线。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偏远地区的学校，特别是村小、教学点，不能开全课程的问题一直存在，特别是没有英语课、音乐课、美术课等，孩子们的教育受到严重影响。家长们为此感到很焦虑，在这种现实约束下，家长们可能就采取了支持“并校”的做法。

　　“毕竟孩子们到中心学校上学后，这方面好一些。但是，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被动接受‘撤点并校’的态度。以往，农村的学校是由那些年纪较大的老师在那里撑着的，在很多地区，找不到替换他们的人。年轻教师不愿到偏远、落后的地方去，甚至多给他们一些工资，也还是没人去。”王蓉说。

　　农村中小学撤并之后，教育硬件或许确实有所提高，不过，它导致了一个直接难题，就是孩子们如何从家门口到校门口。动辄几十里的山路，仅仅靠孩子们步行，显然并不现实，而家长们也很难承受更高的交通费用，“黑校车”于是应运而生。大范围的学校撤并，使得农村孩子就近入学变得困难。安全校车的缺乏，又使得上学的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危险。

　　袁桂林认为，农村“撤点并校”，撤并学校越多，需要搭车上学的学生就越多，而他们的乘用车几乎都是农用车，即使是客车，不少也没有达到安全要求。于是，校车事故发生频率近来很高。

　　袁桂林说，按照国际经验，解决上学远的问题一般有两条路径：一条是开通校车，另一条是在不能通车的地方“寄宿”。2002年以后，我国把寄宿制推到首要地位，校车系统的建设却行动甚少，这表现在校车事故责任不明、政府投入不足、校车立法迟迟不到位等方面。

　　我国于2010年制定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的校车标准，但是，校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由于大部分校车是社会车辆，归私人拥有，在运营过程中，司机为了减少成本，往往不顾孩子们的安全，违章驾驶、缺乏责任意识。袁桂林说，在我国，每天有数百万学生乘坐存在安全隐患的校车上下学，因车体不达标而引发的校车事故比比皆是。

　　另外，农村路况太差也是事故频发的原因之一。在不少农村地区，校车行驶路段还是颠簸的土路，雨天陷车，雪天打滑，路边就是河道和深沟，稍不小心就会发生致命的交通事故。

　　据袁桂林研究统计，仅2010年10月至2011年9月，媒体报道的校车事故就已造成41名学生死亡，130多名学生不同程度地受伤。

　　为破解校车安全问题，袁桂林提出，政府要将校车系统建设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同时，校车要纳入学校后勤保障系统，教育部门要承担责任主体的地位，有权协调公安、运营公司等部门。校车运营体制则采用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将运营业务进行公开招标，审核有资质的公司和政府配合运作，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起引导、管理、监督和检查的作用。

　　《校车安全条例》目前正在征集意见。有学者指出，城市与农村校车的管理应当有所区分，城市重在校车质量与交通优先权，农村除了校车质量外，还要着重规范路面基础、基本交通规则和驾驶员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