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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乘务员亲历春运25年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05日14:19  新京报

  本文刊于2009年1月21日《新京报》

  1981年,当“春运”两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时,杨勇开始了北京客运段乘务员的生涯。

  两年后,春运成为“全国性、大交通春运”,不再是铁路“包揽天下”的任务,各种交通运输方式都加入了春运的大军。

  此后,春运成为中国社会一个越来越频繁使用的关键词。每年历时40天左右的春运,被国外媒体称为全球最大的人口流动。

  而对杨勇来说,从1983年开始,春节就意味着他要迎接人潮汹涌的客流;他将周而复始地见到无数双眼睛里透出的回家的迫切。

  “1980年代”旅客多是短途探亲

  绿皮车里像摇煤球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个家不远。

  杨勇记得,那个时候的春运,最忙活的是短途车。加开的列车全是短途,量也不大。

  就北京来说,最热的线路是到承德、石家庄、保定一带。

  旅客们多是在北京工作生活,趁着过年,回家看老人。当时的车速是每小时60公里左右,如果有人春运时从北京回广州过年,需要在火车上待上三四天。

  旅客带的东西,让杨勇印象深刻的是冻肉。那时天冷,大块的肉都是用铡刀铡,铡好装在袋子里带上火车。挂面也算好东西,很多旅客背着一捆捆的挂面。乘务员码行李有讲究,要“刀切赛板墙”。

  “没有空调,全部都是绿皮车”,在杨勇的记忆里,当时人们经常会用到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一条绿色的长龙在山间蜿蜒”。

  春运时正是最冷的时候,车里都要烧煤,乘务员必须有锅炉证才能上岗。每个车厢由乘务员负责烧火,一趟车下来,手上会留下铲煤的黑膙子。绿皮车动静大,晃荡起来,人在车厢里像被摇煤球一样。

  那时候的冬天,冷得鼻子一吸气就能粘上。绿皮车厢透风,煤又烧不热的时候,车上的水管就会结冰,连接处遇冷收缩,车厢里就跑水,一冻就成了冰。旅客和乘务员在车厢里走动,要像耍杂技一样小心翼翼。

  杨勇记得,春运跑丹东的时候,外面下大雪,火车上,一位外宾用被子围住全身,被子上结了一层雪,就像个雪人。外宾冲着他,无奈地笑。

  一列车一个卧铺车厢很少有人舍得买盒饭杨勇说,那时候,几乎没有舒适可言,一列车只有一个卧铺车厢,很少有人舍得花钱去坐。

  因为车少,超员也多,春运的超员率能达到90%左右。一到春运,解放前日本人遗留下的火车,又矮又小,木头地板,也被拉出来重新用。

  车上很少会有人舍得买盒饭,杨勇记得,那时候说上海人节省,从上海到北京,30多个小时,一只烧鸡吃了一路,每个骨头缝都吃得干干净净。

  那时候的客流和风俗有关。北方有“三六九不回家”的风俗,到那几天,客流就会少很多。而到了大年三十,列车上几乎就没有人了。

  虽然超员,杨勇心里还是比较踏实。他说,那时候旅客想得简单,能回家就行。路程也不长,心理稳定。杨勇从列车员做到了列车长,上世纪80年代春运的客流,一年年在增长,但在他看来,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探亲流和学生流还是春运的主力军。

  “1990年代”列车内拥挤难闻

  有旅客直接跳车真正让杨勇吃惊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人一下子就像从地里生出来一样”。他那时候跑北京到四川达县的线路,车到了达县一停,站外黑压压的一片,看得他头皮发麻。

  当时,几乎从四川出门打工的人,都要从山里走出来集中到达县。回家过年后,出外打工的人,要提前一周在车站外面排队等车。这一周,几乎没有人离开他所排的位置,吃喝睡都在那一平方米多的地方。有时候为了防止加塞,后面的旅客要抱着前面人的腰,像长龙一样摇晃。

  火车一到,车站大门打开,武警带队进去。进入车厢,“就像码行李一样”,把农民工们码起来。座位上挤满了,座位之间的小桌上挤上4个人,厕所里挤11到12个人,严丝合缝。

  杨勇现在还能清晰记起当时的情景,乘务员几乎无法走动,整个车厢里气息无法忍受,打开车厢门的时候,会觉得一股腥臭的热浪直扑过来。

  整个列车只会空出几格座位,以应付突发事件。杨勇说,有时候会遇到突发性精神病。

  拥挤,难闻的气味,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使旅客的忍耐性达到极限。有人会当场跳车或者攻击旁边的人,这时候需要把发病的人隔离开。一般来说,隔离一段时间,人就会平静下来。也有人受不了直接就跳车摔死了。

  多年春运的经验,杨勇总结出一个规律,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发病的频率,要比出门打工的农民工高。他推测,从外地回家的时候,他们兜里都揣着钱,害怕被人偷,所以太紧张。

  那些奔赴北京的四川人吃苦的劲头,让杨勇觉得心酸。农民工出门都背着铺盖卷和麻袋,列车里塞都塞不下,被铁路上的人称为“麻旅”。他们买盒饭的时候,都是从鞋底和内裤里拿出皱巴巴的零钱。充满了汗酸味的钱和他们刚出门时脸上带着的怯怯的笑,一直留在了杨勇的记忆里。

  “民工流”开始出现春运就像一场战争杨勇说,那时候的春运像一场战争。有时候,农民工都上了火车,发现人实在是太多了,两个车厢间的弹簧被死死压住,车都开不了。比上车更难的是赶人下车,旅客都死死地贴在车上,怎么劝都不肯下来。

  杨勇至今回忆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他说没办法,就只能往下扔行李,行李下去了,人也会跟着下去,等着车站再调配车辆。

  车开了,还不能踏实。到下一站之前,乘务员会反复告诫旅客,不要开窗。到站之后,又是一批人涌上来,看到有缝的窗户,拿起扁担就撬,撬开直接跳进来,车厢里一片混乱。身为列车长的杨勇,压力大得睡不着觉。他最担心的就是出安全事故,当时服务的概念还不强,每年春运最大的一个念头就是平安。

  在90年代初,很多农民工出门找不到工作,又会回流到当地。春运的时间也因此有所拉长,从40天变成了50天。

  那时候,农民工成为春运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1994年,“民工流”三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据当时报道,铁路春运人次已经达到2.1亿。

  “2000年代”回家一票难求

  引发公众怨气时间来到90年代后期,空调车出现,绿皮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1997年开始的火车大提速,让春运旅途变得不那么难熬。车票的价格也在调控客流的名义下,不断上浮。

  杨勇看着农民工旅客的衣服从原来的褂子套褂子,变得更加体面,卧铺车厢也越来越多。

  超员率从90年代的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到了现在的规定百分之二十,但最高峰的时候仍然能达到百分之七八十。

  但是,一票难求的局面依然没有打破,拿到一张票,对很多人来说,依然需要经过一场“激战”。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说,中国的人均铁路仅有6厘米,不足一根香烟长,仍然是经济发展的瓶颈。

  而2008年那场冰雪灾害,让人体会到,回家对于一个打工在外的人,是类似于宗教般的信仰。

  杨勇跑了20多年的春运,做为一名一线员工,他说没有办法,人实在是太多了。探亲流、学生流、民工流,再加上现在的旅游流,这场大的人口流动解决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2009年的春运仍在进行中,对于今年的春运,杨勇最深的体验是金融危机的影响。

  他说,在以前,这个阶段软卧和卧铺都没票了。但是今年,有不少软卧和高级包厢是空着的。跑北京到十堰的列车长也说,春运开始后,卧铺居然有空位,需要动员旅客去补,是很多年都没有的情况了。

  杨勇推测,今年的春运期有可能会延长,因为金融危机,很多人春节出门后找不到工作,可能会阶段性回流。

  今年的春运,也因为有了网友的草根售票指南,和关于内部出票的视频,格外引人关注。

  20多年无法解决买票难的问题,让网友集聚了太多的怨气。

  开动脑筋化解矛盾2012年有望买票不难1月17日,在北京打工10多年的李庭华,站在北京西站的的售票窗口准备买回河南的票。

  他并不知道胡锦涛就春运火车“买票难”问题做了批示,要求开动脑筋化解矛盾;也不知道铁道部的发言人说,2012年会解决一票难求。

  听到这个提法,他笑了笑,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着显示票额的大屏幕。

  李庭华手里捏着一张纸,上面写满了车次,还要替很多工友买票。他已经带着铺盖在西站过了一夜,早上9点放票,他排到了前十位,但是依然有很多票没买到。他说再排一天,买到了票,和工友一起出去吃顿好的,然后再回家。

  李庭华的愿望很简单,他希望从家里回来的时候买票会更顺利一点。再长远一点,他希望能在北京扎根,以后不用年年买票回家,“受这个煎熬”。

  杨勇现在已经是沪特车队的总支书。他依然在一线,唯一的希望是春运不再那么挤。

  他说,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最起码,像装物品一样去运人的情景不会再出现了。

  □本报记者张寒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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