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筑中国长远发展基石

　　“化解之道就是扩大消费，让老百姓买东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使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发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实习生张萌

　　“重点加大对保障改善民生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基本稳定。”近日，针对如何准确理解2011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权威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解读了2012年宏观调控的政策侧重点。

　　“今年国际经济环境难以明显好转。”该人士分析说，2012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向，最大的影响因素将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此，他透露说，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用相当篇幅重点分析了世界经济形势的特点和趋势，“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步履维艰，政治上又面临选战纷争，对外转嫁矛盾的一面上升。”

　　“就国内看，当前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迫切。”因此，他认为，“应充分估计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切实增强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充分一些，做好应对更大困难和挑战的准备，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对于2012年如何掌握主动权，采访中，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向本刊记者表示，关键和核心就是，“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而破解“转方式”难题的方向，在这位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看来，就是要继续强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在一些重点领域取得突破，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铺筑坚实基石。

　　比如，抓紧出台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实施方案，实现强度和总量的双控制；抓紧出台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办法；抓紧出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深入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研究制定促进境外投资的法律，扩大境外投资合作，支持能源资源、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海外并购；研究推进铁路、电力等行业改革，等等。

　　在近期召开的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安全论坛战略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告诉本刊记者：“只有在关键领域加快推进改革、取得突破，才能为转变发展方式和中国长远发展提供有效的体制与支撑。”

　　“转方式”需有更大突破

　　“2011年，我们不断采取收紧银根、抑制需求的措施，实际上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原本应该出台的一些大政策并没有出台，发展方式的转变进展比较缓慢，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郑新立认为，2012年的总体经济形势会有所变化，突出表现就是通胀压力有所降低，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应当适时地转移到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上来，围绕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出台一些大的政策。

　　在郑新立看来，要既能够保持物价的稳定，又能够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实现这样一个双重目标，应当按照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引导资金的投向，优化经济结构，把过剩的流动性吸引到结构优化所需要的方向上来，这样就可以缓解通胀的压力，同时又能够通过结构的优化为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提供条件。

　　对于2012年，郑新立希望在转变发展方式上能够动作大一些。在他的判断里，这可能是宏观调控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而2011年原本筹划出台的“大政策”也应当及时出台。

　　首先，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0年投资率比2009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高达48.6%。“也就是说2010年的GDP将近一半都是用来扩大再生产了，这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如果投产之后资金很难收回，银行的不良贷款就会增加，那会带来更为严重的问题。”在郑新立看来，要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和消费政策上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2012年是一个关键年。”

　　其次，鼓励发展第三产业。他分析说，服务业长期滞后的原因就在于税收制度不太合理，营业税的税赋比增值税的税赋要重三分之一左右，“比如，去年年底上海交通运输业实行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看准之后要果断决策，降低一些税收，减点税赋，有利于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从长远来看，这不但不会造成整个税收的减少，反而可能增加税源，带来税收更快的可持续的增长。

　　其三，鼓励自主创新上应有更有力的政策。国有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应该成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着力方向，但目前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郑新立注意到，2011年5月份，国资委出台了《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带动作用》的文件，“如果这个文件2012年能够落实好，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建立起来，国有企业就有可能在自主创新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其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推进。郑新立分析认为，现在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当前出现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就是农业现代化滞后的突出表现，“这就需要解决供给需求之间衔接问题。而目前农业生产者对市场价格存在盲目跟随，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本质上是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尖锐矛盾的爆发。除了要加强城市菜篮子工程的建设之外，还有一条就是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其五，鼓励“走出去”海外投资。他认为，应通过海外投资来解决经济长远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的瓶颈约束，通过并购来提高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到海外搞加工贸易来创造新的出口需求，拉动我们零部件和原材料的出口，通过到海外搞投资，拉动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

　　发掘巨大需求潜力

　　郑新立透露，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牵头制定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两三年前就草拟出来了，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当前尽管在提高最低收入标准等方面已经有了进展，但收入分配总体方案的出台需要发挥政治优势，让大家都能够顾全大局，这样方能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市场才能活跃起来。”

　　“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就是释放内需的潜力。”对于上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未能出台的原因，郑新立表示，主要还是各方面意见还没有达到高度统一。他说，对转变发展方式紧迫性要真正提高到主线的高度来认识，“如果真正把它作为一个主线来抓，那么大家就会为了这个共同努力，当在全党、全国都形成统一认识了，那么积极行动就是了。”

　　“一套方案要想让每个部门都同意、每一个收入阶层的人都鼓掌叫好，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收入分配就意味着，获利比较多的，拿出一块来给那些获利比较少的，就是要改变初次分配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再分配国家和企业所得偏多，居民所得偏少的局面。”郑新立补充道。

　　郑新立从消费的角度分析指出，尽管2011年全年的数据还没有出来，但投资的增长速度可能还是比消费的增长速度快。“当前，美欧日经济低迷，短期内难以走出低谷，因此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需求不可能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我国出口还主要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搞多元化市场，但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最终会遇到市场需求的约束。”

　　同时，“当低端有市场的时候，谁去发展那些高精尖的产品呢？”郑新立对投资驱动的负面作用印象尤为深刻，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而投资又主要是基础设施的投资，其拉动的必然是一些重点工程建设，“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包括钢材、水泥、电解铝这些建材的需求就比较旺盛，这些高耗能的产业尽管说要限制其发展，但毕竟有市场需求。”

　　“化解之道就是扩大消费，让老百姓买东西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使现有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发挥。”郑新立表示，我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而居民消费率只有其二分之一，2010年美国消费占比超过70%，中国只有34%。尽管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浪费式地消费，但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过上逐步现代化的生活，对工业品的需求就会有很大的增长。

　　深入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十二五’期间要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是建立一个有利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而改革是关键。”对于如何深化改革，郑新立则把目光聚焦到了更长远的“十二五”期间，“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要继续强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因为市场化趋势的改革有利于激发经济增长的活力。”

　　首先，可把金融体制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重点。金融体制改革应当把七项改革同步配套推进。一是允许民间资金发起设立各类所有制的小型金融机构，解决小企业、微型企业和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二是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三是建立存款保险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由市场机制来化解风险；四是完善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机构，把小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交给地方，国家负责技术指导；五是推进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的证券化试点；六是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七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把一部分外汇的货币储备变成能源资源等物资储备。

　　其次，城乡一体化改革。具体内容包括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社会管理一体化，而且最重要的是要素市场一体化，各类生产要素要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改变现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受阻的情况。

　　其三，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在建立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上应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

　　其四，收入分配改革。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上要有大动作，应尽快出台国民收入分配调整方案，并颁布实施细则。

　　第五，财税体制改革。在制止地方融资平台规模继续扩大和解决地方土地财政问题上要有果断措施，同时要有替代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财政的新政策，为地方的发展提供新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