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改革的探路者，深圳也只有在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探出一条新路来。 

　　1992年小平南巡的见证人之一、《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作者吴松营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之后，党内民主、民主监督的体制建设就成为了当务之急。“现在中国碰到的问题，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和小平南方谈话时面对的问题基本都不一样了，邓小平不可能给我们留一个锦囊妙计，我们只能重新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早报记者 陈良飞 发自 深圳 

　　南国依旧春来早。

　　一月鹏城，花木葱茏，只是不时飘点小雨，空气中还残存有几丝寒意。

　　2012年1月13日上午，深圳皇岗口岸，人头攒动。临近春节，来往深港之间的旅客陡然增加了不少。

　　不过，很少有来往的旅客还记得，20年前的1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在这里驻足，并“深情地眺望对岸的香港”。

　　有一个人却不会忘记，这一天中午，他要从深圳赶往香港，出席一个重要活动，之后再立即折返深圳，赶赴另外一项活动。他就是小平南巡的见证人之一、《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作者陈锡添，现在是《香港商报》社总编辑，深港两地奔忙已经成为他的工作常态。

　　身在香港的呙中校，已经计划在这一天工作结束时回深圳过周末，这位曾经以《深圳，你被谁抛弃》一文名噪一时的年轻人早在2003年就已赴港工作。

　　20年前，皇岗边检站站长熊长根向小平同志介绍说，皇岗口岸占地1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最高流量可达5万辆次和5万人次，每天约通过7000辆车次和2000人次。小平同志听了很高兴，不断点头，露出满意的笑容。

　　时隔20年，今年元旦、春节期间，深圳各口岸将持续出现日均达67万多人次的客流，更有多日将迎来超过70万人次的出入境客流高峰。

　　在当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高度赞许深圳市委要把深圳建为社会主义“香港”的设想，并鼓励他们“要搞快一点”。如今，深圳与香港经济发展、人员往来越走越近，“深港一体化”的呼声此起彼伏，但社会管理水平差异仍存。

　　从深圳特区诞生第一天起，为中国探路，充当改革试验田，就是国家赋予它最大的使命。而争论，始终如影随形，特区必须要突破争论，并在争论中探索成长。

　　边陲小镇发展成大都市

　　从一个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大都市，深圳用了不到30年。 

　　今年是吴松营来深圳的第31个年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1992年，吴松营时任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当时深圳市委唯一指定的记录者，负责全程跟踪记录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谈话，今年1月，吴松营出版《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

　　时光穿越，回到1981年，深圳特区成立的第2年，吴松营从湛江地委调到深圳市委工作。他形容当时的深圳就是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比内地的很多人民公社条件都差得多，“一条小马路，住着几万人”。

　　而在此之前的30多年，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其中1977、1978年间的逃港潮，更引起远在北京的邓小平的关注，并促使广东省委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 

　　前美联社驻华记者刘香成至今都感叹深圳的成功是个“奇迹”。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刘香成刚到北京驻站后不久，有一次中国外交部组织外国驻华记者去深圳参观，深圳当时刚刚被确定为经济特区。记者团乘坐一辆丰田小面包车，开到一片农田里就停了，下了车，深圳计委的人就拿出一张规划图，向这些驻华记者们讲述深圳的宏大规划：“我们要在这里建假日饭店，我们要在这里修一条马路。”

　　在场的其他记者就摇头，不相信中国能成功，刘香成当时却相信了。这一次，他对了。

　　2012年1月8日，深圳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深圳市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2011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预计突破1.1万亿元，增长10%以上；全口径财政收入超过4000亿元。这意味着深圳成为了继京、沪、穗之后又一个迈入“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刘香成总结说，中国人的务实，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不一样，所以他们的务实精神，在重要的时候，就会表现出来。对于这种务实精神的体认，正是刘香成相信深圳能够成功的原因所在。

　　而在深圳32年的发展史中，1992年确实可以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将深圳的发展阶段一分为二。

　　陈锡添认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中，1992年是一个转折点，从1992年开始，改革开放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改革开放这条路开始比较顺畅了，不像过去碰到那么多挫折，已经成了亿万人民所拥护、所选择的一条正确道路。

　　“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深圳迅速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2010年9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如此给深圳小结。

　　深圳要多一点危机意识

　　在巨大成就的光环下，“危机感”、“危机意识”也成为近年来深圳的热门词汇。

　　2010年，原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表示，深圳特区30年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不够或没有做。他认为，当前深圳对过去的总结还不够，以致在某些方面还要走回头路。

　　“我们现在为什么缺少问题意识，觉得自己都挺好，没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呢？”李灏说，“这是因为调查研究不够，和国内外的对比不够，深圳特别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多一点危机意识。”

　　陈锡添认为，在设立特区初期，深圳的确是依靠特殊政策发展起来。陈锡添还记得，在赵启正担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时，陈锡添曾经采访过他，赵用蜂窝煤的例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深圳在特区建立初期、中期的时候靠特殊政策来发展，就等于烧蜂窝煤的时候要用柴火引一下，点着这个蜂窝煤，这个柴火就是特殊政策。当蜂窝煤燃着了之后，就不要柴火了，就不要特殊政策了。”

　　所以，赵启正告诉陈锡添，深圳将来肯定不能靠特殊政策去发展，必须靠发挥自身的内力，靠自身的能量，靠自身的创新去发展。

　　实际上，在“特殊”政策上，深圳早在1992年就实现了这一点，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这个被视为“特区最后的一项特殊政策”的所得税税率政策也在2007年终结了。 

　　在陈锡添看来，深圳现在已经有了危机感，但后发优势成问题了，“深圳是弹丸之地，一共2000平方公里左右，靠土地已经没有发展后劲了，远远比不上广州市了，更比不上北京、上海了”。

　　广州、深圳这两座城市，一个是连续20年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三，一个是有着“改革之城”美誉的改革开放排头兵，从GDP到城市竞争力的排行榜，广深时常紧紧地“咬”在一起。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坦承“有压力”，要全面向“老大哥”广州学习，而深圳市长许勤更连说了9个字“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  

　　“总的来说，深圳发展的空间小了，深圳确实有这种危机感，深圳如何进一步发展，确实是一个问题，是深圳人民，深圳的领导需要考虑的一个新的问题。”陈锡添说。

　　“所谓争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说法，现在谁都可以当的，对于深圳来说，只能说是争当了，能不能争当排头兵，靠在现有的基础上发挥你的内力，柴火没有了，你的特殊政策没有了，就靠你自身的发展了。”陈锡添毫不讳言自己的看法。

　　“内地化”特征开始显现

　　除了经济发展上的“危机感”之外，深圳近年来在行政体制改革探索上的成效不彰也被反复提起。

　　从深圳特区诞生第一天起，为中国探路，充当改革试验田，就是国家赋予它最大的使命。而争议，始终如影随形。 

　　事实上，早在意识到特区政策优势弱化后，深圳就已经开始启动以完善政府管理入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1981年起至今，深圳先后进行过7次行政体制改革和4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在全国实施公务员制度改革，近年来又以提出决策、执行、监督“行政三分”的改革模式和“大部制”改革方案最为引人注目。

　　不过，改革的成效却见仁见智。1月6日，深圳市“两会”召开前夕，一份民间版《深圳改革调查报告》发布，报告认为，深圳当下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政府部门与市场主体利益纠葛下，形成的因“部门利益膨胀”出现的“利益集团”。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深圳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然而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往往忽视了对蛋糕的公平合理分配。”调查报告提出，“与深圳前30年改革重点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同，深圳人在调查中表现出更加关注社会分配的公平公正，包括物价、房价等具体民生领域的问题，突出表现了深圳人对改革未来在公平上的期待。”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表示，深圳当下的改革动力确实不足，进程也都太慢了。“深圳在改革上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深圳是一切从头开始，当时的老领导也的确是想干一番事业。从中央到地方，也都比较有改革的动力，都鼓励改革，当时的改革是为了需要而改革，而今天的改革，则有些为了改革而改的味道。”钟坚说。 

　　呙中校则注意到，21世纪的前10年，也同样是深圳改革主导者“内地化”特征非常明显的10年。“在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设定上，以及既有的改革动作上，一个事实是，深圳更多还停留在以往的改革思维，缺乏在深层次改革上真正有魄力的创新之举，在社会新阶层兴起的同时，改革的主导者和决策者的转型却并没有及时跟上社会转型的脚步。”

　　“什么是邓小平路线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如果不再改革，不再拥有开放的胸襟，那就是背离了邓小平路线。”深圳政协委员金心异说。

　　“老”特区遇到“新”使命

　　显然，后来的改革者们很难直接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寻找答案。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的谈话并未涉及。

　　在陈锡添看来，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突出的问题，小平南方谈话之所以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或行政体制改革，是因为1992年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姓“社”、姓“资”的问题，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现在市场经济已经趋于完善了，人民富裕起来了，国家强大起来了，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摆上议事日程了。”   

　　“事实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中国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已经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了。”陈锡添表示。

　　按照陈锡添的理解，纪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主要就是体会小平南巡谈话的精神。“那么，这个精神是什么呢？一个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敢闯敢试，继续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另外一点，是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探索、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新路子。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的改革来说滞后了，要发展它，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陈锡添说，“如何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呢？我想，要再闯一些新的领域，改变政府的职能，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完善监督机制，这些改革都需要，而且不能照搬外国的，又要适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吴松营说，写作《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一书最大意义就是通过回忆那一段历史，学习小平同志的谈话，唤起人们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敢闯敢干的精神。

　　作为中国改革的探路者，深圳也只有在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探出一条新路来。

　　吴松营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之后，党内民主、民主监督的体制建设就成为了当务之急。“现在中国碰到的问题，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和小平南方谈话时面对的问题基本都不一样了，邓小平不可能给我们留一个锦囊妙计，我们只能重新摸着石头过河，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吴松营说。

　　2010年8月20日至21日，温家宝在深圳调研期间已经提出明确了中国发展中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特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温家宝说。

　　可从社会管理体制破冰

　　1月16日下午，深圳人民南路，国贸大厦。道路上车辆竞相奔走，川流不息。这幢53层160米高的深圳最高楼曾是“深圳速度”的象征，如今，后起之秀迭起，它的光芒不再耀目。

　　1992年1月20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曾在此向邓小平汇报，深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深圳打造成“社会主义的香港”。

　　邓小平对李灏说，你们要把深圳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香港”，是好事。希望你们带个好头。

　　金心异说，我们也许可以将邓小平的这一期许延伸得更深一些，“香港的成就绝非是经济上的，它的治理水平也是世界一流的，难道香港治理方面的成就不值得深圳借鉴么？”

　　近年来，身为深圳市政协委员的金心异一直呼吁深圳要率先在社会管理体制上突破，比如他一直强调的“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我不认为深圳下一步的改革一定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完全可以先从社会管理体制方面做起”。

　　“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系，直到现在为止，都还体现着清晰的‘城乡共治’的特点，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同时治理着一定比例的乡村地区，几乎只有深圳是全国唯一一个脱离了‘城乡共治’模式，纯粹进行城市治理的城市。”金心异说，“新加坡、香港都是一级政府两级管理，我们国家是两级政府，四级管理，管理链条太长，行政资源集中在市、区两级，街道和居委会(深圳已改变成社区工作站)承担直接面对市民的责任，但却拥有最少的行政资源，由此导致行政效率极低，执行力极弱，同时行政成本高昂。”    

　　金心异说，深圳率先推行“一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则将为整个中国的城市地区的治理模式提供最佳的试验模本。

　　事实上，早在2008年，深圳即宣称，计划用5年的时间完成“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改革，彻底理顺市、区、街道事权，取消区级政府，逐步将区和街道全部变成政府派出机构，到2013年建成全新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比全国提前7年完成。如今，大限将近。

　　临近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日子，“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胆子要大一些”成为诸多人对于深圳的新期许。

　　这些话也正是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关键词。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同广东省、深圳市相关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1月23日，邓小平站在码头上和他们握手，转身离去，忽然又转过头来，给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留下最后一句话：“你们要搞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