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人的一次重要谈话，浦东开发由此启动。

　　上海《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周瑞金分析称：“从1991年上海之行，到1992年南巡，(邓小平)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引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上。”

　　如今，被外界誉为“改革开放领头羊”的上海，转型迫在眉睫。

　　2006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造访上海，并留下“如果上海转型成功，将改变整个东亚的格局”的论断。

　　早报记者 卢雁 李伟 

　　2012年，当人们穿梭于陆家嘴繁华的街道之中，依然会感慨当初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造访，是如何改变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肌理，推动其未来30年的发展扩张。

　　1. 挽狂澜

　　“从1988年到1994年，小平连续七年都在上海过春节，但一般他都深入简出、非常低调，住在西郊宾馆鲜有走动。但1991年那次不一样了，小平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边走边看边谈。”上海《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皇甫平”参与作者周瑞金回忆称。

　　邓小平走走看看的原因很明显。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人的一次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邓小平说完此话后，上海浦东开发启动。此后两年内，他到各地参观视察，但只是看，话说得很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告诉早报记者：“他是在思考，他的特点就是话少，他自己也说：为政不在言多。”

　　沉默是有道理的。

　　姜义华回忆，19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中国究竟应该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路往前走，争论非常之大。“当时党内有一股势力，想要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欲重提阶级斗争，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

　　“所以在这个时候究竟用什么思想做指导来开党的十四大，怎么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和基本路线，怎么评价‘文革’结束后中国整个的发展形势，以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走自己特色的道路究竟用什么模式？”姜义华说，“后来小平提出去南方看看，实际就是想看看改革搞得怎么样，特区搞得怎么样，因为当时有人说西方资本主义把和平演变放在中国的南方。”

　　上海《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周瑞金分析称：“从1991年上海之行，到1992年南巡，小平同志表现出政治家的高度智慧。1991年，是试探性地在上海小范围内表达了自己的看法。1992年春节南巡，在关键历史时刻，一锤定音，把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引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上。”

　　改革也因此力挽狂澜。

　　2. 尝甜头

　　“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就像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20年后，当陆德纯回忆起当初在上海接待邓小平，依旧激动得手舞足蹈。

　　1992年2月，时任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公司总经理的陆德纯接到上级部门电话通知，称春节后有重要接待任务，让他务必要认真准备。向来关心时局的陆德纯很快意识到，“很有可能是小平同志要来”。

　　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公司的前身是上海无线电十四厂。1988年9月，为顺应当时企业改革热潮，无线电十四厂改制创建贝岭公司，开始公司化经营。陆德纯就是在这个时候担任贝岭公司的总经理。

　　“我刚上任的时候，公司银行存款有1500万元，但每个月维持净化厂房的开支就要200万，公司每个月的收入则是2万元。”陆德纯感慨称，“如果几个月内再做不出成绩，公司就要倒闭关门。”

　　不仅是公司经营杯水车薪，当时中国整个微电子行业也是百废待兴。公开资料显示，1980年代末期，中国的集成电路发展水平仍落后国外近50年。面对如此局面，陆德纯敢于积极引进外国资金、技术，贝岭公司也因此成为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成功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标志性企业。 

　　开放创新带来了积极的变化。1991年11月，贝岭公司首次实现财务收支平衡局面。一年后，该公司研发的9种程控交换机专用芯片顺利出样，其中3种芯片批量生产，公司初尝改革的甜蜜滋味。

　　初战告捷的陆德纯却有了新的担忧。1990年初，国内改革形式有所变化，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被放大，反对改革的声音也因此兴盛起来。“贝岭是国内较早成立的合资企业，也是业内较早与国外企业合作实现了先进芯片技术的转让的，但在当时，不少人对合资企业、技术转让是有意见的，他们认为民族工业就是要关起门自己研究，与外资完全撇清关系。”陆德纯回忆称。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的到来为贝岭乃至整个上海，带来了走下去的信心。

　　3. 定心丸

　　1992年2月10日，上海是个好天气。

　　陆德纯和300余位贝岭公司员工，在漕河泾工业开发区内等待这场“重要接待任务”。“9点15分，开进来几辆面包车，一下来就看到小平同志。”陆德纯回忆称。

　　在贝岭公司，邓小平同志听取了陆德纯的相关情况汇报。“小平同志听得很认真，有的地方没有听清，还会问问身边的女儿。”陆德纯回忆。

　　在初步了解完公司情况后，邓小平前往公司生产车间参观。在贝岭的仪器厂房内，陆德纯向邓公介绍：“这些装备全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关键设备是首次引入中国。”

　　话音未落，邓小平忽然指着这些设备，转身向陪同的人群发问：“你们看，这些设备是姓资，还是姓社？”陪在身旁的吴邦国回答：“姓社。”邓小平点点头，说：“它们姓社。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技术、管理，拿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姓社了。”

　　“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就像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陆德纯感慨称，“邓小平的考察不仅增强了我们合资企业发展信心，同时也坚定了我们引入先进技术的发展之路。”

　　实际上，邓小平这句话不仅给贝岭吃了定心丸，也给上海乃至中国千千万万的企业吃了定心丸。

　　20年后，总部位于漕河泾开发区的上海贝岭已更名为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当初亲历邓小平造访的职员们，也大都相继离开了这里，包括总经理陆德纯。

　　陆德纯回忆，邓小平参观拜访一个月后，贝岭的月销售收入就突破560万元，居同行业全国第二名。此后，贝岭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1998年，贝岭成功上市，成为中国微电子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2011年，贝岭公司发布公司年报显示，201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8亿元，同比增长14.74%，实现净利润1669.22万元。

　　不过，发展中的贝岭也并非一帆风顺。成功上市后，贝岭在资本市场上一直表现不佳，其股票价格的低迷也饱受投资者的质疑和调侃。

　　2009年，贝岭开始起步转型，这家以制造业发家的企业开始向集成电路研发公司转型。

　　如果说贝岭的成功受益于南方谈话，那么公司所处的漕河泾开发区，则更是改革的获益者。

　　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前身系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2010年，漕河泾开发区以全市2.2%。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市3.97%的GDP、4.89%的进出口额和3.21%的第三产业增加值，成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考评全国十强。

　　开发区招商中心总经理沈寅称，在上海多年积累发展后，开发区已“走出上海”，在浙江、海宁等地兴建分区，园区企业数量也突破了2000家。沈寅透露，目前“走出去”的漕河泾正谋划在中国西部兴建分区，理由是“对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抱有足够信心”。

　　4. 转型路

　　邓小平造访之处，并非都如贝岭和漕河泾一样发展顺利。

　　1992年2月，邓小平参观了当时位于上海西南一角的旗忠村，后者曾被冠有“华东第一村”的美誉。

　　“1990年的时候，我们是农民进工厂，农民住别墅，邓小平就是因为这个来参观考察。”村民张佑华回忆。因为村办企业经济效益较好，旗忠村把村民原来住的瓦房拆掉，盖起了两层楼高的别墅，以及一批学校、卫生院。1992年邓公到此参观时，曾感慨，“这里的小学，是农村最好的小学，这里有全国最幸福的儿童。”    时任《解放日报》摄影部记者张蔚飞全程陪同邓小平在上海的走访。“小平同志看着那些别墅，说这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有的样子。”张蔚飞说。

　　但20年后，旗忠村的变化让人惊讶。早报记者在旗忠村了解到，当初的村办企业经营情况大都不甚理想。目前该村最主要的收益是旗忠汽车驾驶员培训中心。“一年有差不多2000多万元呢。”村民告诉早报记者。

　　变化还不止于此。2000年，房地产开发浪潮中，毗邻上海城区的旗忠村因为特别的别墅风貌，吸引了大量地产商前来。然而，“我们现在手里没有土地，村里工厂效益也不好，年轻人被逼着出去打工，或者到高尔夫俱乐部去做服务员。”村民沈玉琴无奈地说。

　　“改革开放30年，上海和中国的发展是让世界惊讶的，但是这背后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前30年的发展过于依赖人口红利，依赖固定资产投入，带来很多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府参事褚君浩告诉早报记者，“前30年的路子已经不能再继续走下去了，必须转型。”

　　如果说，小平当时是在不利的时局背景下，用他所说“闯”和“冒”的心态在推进市场经济，而法治和体制改革却没有同步获得完善，今天，这个“市场”似乎已经膨胀到了某个边际，该做的就是为市场完善法治和体制框架了，这样“市场”的消耗性要降低、效率要提高……因此今天的新课题是：如何提升小平提出的市场。

　　在后世博时代，上海无疑正在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并着手实现。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市长韩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为今年上海的经济增速定下基调：2012年全市生产总值预期增长指标为8%。这是继2010年、2011年后，上海连续第三年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位于8%，由此释放的信号亦很清晰：上海将继续在稳增长中完成转型。

　　韩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上海未来要“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推动城市特别是现代化城市演进发展的重要动力。特大型城市能否成功转型发展，关键取决于能不能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城市经济结构的新跨越。”韩正称。

　　一名政府官员私下对早报记者感慨：“上海要再追求GDP发展也可以，但这是对子孙后人的不负责任，上海不能走这一步。”

　　尽管“转型”已达成共识，但如何“转型”却是横亘在上海面前的一道坎。“目前来看，上海寻求转型发展，没有经验可循，只能自己一步步走，和当初改革开放一样的艰难。”上述官员无奈地说。

　　5. 再改革

　　知识界率先发声。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权衡说：“要完成转型，首先就是直面今天的问题，然后着手解决。”

　　在权衡看来，目前上海至少需要解决八大问题：一是从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时代，重点解决产业结构与城市功能地位不相适应的问题；二是原来依靠大规模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上海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新的增长点在哪里；三是产业结构调整不仅紧迫且压力巨大，关键是如何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四是体制机制瓶颈愈发突出，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五是城市功能亟待提升，如何促进四个中心建设；六是上海城乡二元结构的调整，如何实现外来人口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七是上海城市结构体系的调整，具体解决郊区新城建设；八是浦东先行先试、综合配套改革的压力和动力。

　　解决这些问题靠什么？靠政府还是靠市场？

　　2011年10月30日，在主题为“加强市场体系建设”的第23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韩正说，“面向未来，上海要加快建设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市场体系：具体包括要加快做大做强市场、继续推进市场创新发展、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健全市场基础制度、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有媒体将之解读为“上海觉醒”，并认为“市场五点论”强调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在市场体系建设中，重点是要完善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优化市场法治环境、完善市场信用体系、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市场基础之上，上海也需要更多的创新动力。“目前情况看，只能走科技创新一条道路。”市政府参事褚君浩告诉早报记者，“你看，一台苹果手机，美国研发团队赚60%的利润，我们中国代工企业赚不到2%的利润，辛苦和污染还都是我们的。”

　　“一定要大力扶持创新企业的发展，让更多年轻人去创业，创造财富。”褚君浩说。

　　2009年，在职场工作3年的黄桦申请上海大学生创业优惠政策，成功创办了一家公司。但公司运转起来后，情况却出乎黄桦的意料。“项目就算谈下来，也贷不到款，因为银行不愿意投到我们这种小公司。”黄桦本想把刚买的房子拿出来做抵押，但父母却死活不同意，无奈之下她只能放弃创业，重新回归职场。

　　一份调查显示，当前上海大学生创业，公司5年后的存活率仅为25%，形势不容乐观。

　　“目前的问题就是，改革前30年，我们的发展是投资拉动，银行宁愿把钱投到地产领域，回报快，也不愿意放到中小企业。”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告诉早报记者，“虚拟经济没有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种繁荣无法持久。”

　　黄泽民强调：“改革前30年，中国的金融行业还是管得太严。未来，上海应该向国家要政策，在金融领域先试先行，充分发挥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作用。金融行业做好了，对实体经济意义重大。”

　　向中央要政策、先试先行，这些字眼在20年前也兴盛一时，如今再次频繁被提及，可见改革一脉相承。    

　　2006年，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造访上海，并留下“如果上海转型成功，将改变整个东亚的格局”的论断。

　　权衡则强调：“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但当前最大的难题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和信心坚持改革开放创新。”也因此，在这个时候，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也变得有如“久旱逢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