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上海一样，武汉也被冠以“大”字，号称“大武汉”。但曾是中国经济领头羊的武汉在改革开放前20年中慢慢“塌陷”，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再次起跑。 

　　湖北前期发展不够是因为改革不够，改革不够是因为创新不够，创新不够是因为思想解放不够，“不敢去挑头，不敢去做别人没有做的事情，甚至中央给你的政策都用不好。”

　　武汉现在发展很快，比过去要快，但比别人要慢，人家发展得更快。 

　　武汉不得不放下身段，“以前我们从不和中部六市比，因为它们太小，不需要和它们比，但现在必须要和它们比。” 

　　早报记者 于松 发自湖北、湖南 

　　“武汉天河机场的客流量在全国机场里仍旧只排14名，远远不如同为副省级城市的成都、西安，甚至不如曾经的小兄弟长沙。”2012年1月9日，看着网友排出的“2011年全国千万级机场排名”，一名武汉网友无奈地说，“这与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太不相符了。”

　　与大上海一样，武汉也被官方和民间冠以“大”字，号称“大武汉”。在改革开放伊始，大上海、大武汉都被腾飞的经济特区盖住了锋芒。 

　　只是，上海很快重新腾飞，成为中国经济的领头羊，而武汉则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慢慢“塌陷”，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再次起跑，2006年前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去年底首次提出打造“国家中心城市”。 

　　回眸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第一站其实就在武汉。1992年1月18日早晨，邓小平南巡专列停靠在武昌火车站1号站台，就在站台上，他痛批了形式主义，嘱托湖北官员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然而，作为“新一轮改革开放思想发源地之一”的武汉，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10年内，不但没能重振“大武汉”的雄风，反而逐渐被其他兄弟省市拉开了差距。 

　　近几年，借着沿海产业转移内地的浪潮，湖北、湖南等中西部省市的发展相当迅猛，武汉的GDP排名也在回升。然而，在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武汉官方坦承，亟须体制机制的创新。    

　　武汉，作为一座典型城市，是中西部改革开放30年来得与失的一个缩影。如今，武汉、长沙等中西部城市正摸着在东部沿海飞速发展的经验之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寻着邓小平提出的“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共富之路。 

　　“大武汉”的没落

　　邓小平一生中先后使用过三个名字——邓先圣、邓先贤和邓小平。其中，“邓小平”这个名字就来自武汉。1927年，邓小平到位于武汉的中共中央工作，为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改名“邓小平”。

　　2012年1月，走在武汉街头，现代化的高楼旁边经常露出略显杂乱的城中村，在网上，经常有人调侃武汉是个“大农村”。

　　近100年来，武汉曾是位居全国前列的重要城市。建国之初，得力于新中国的产业部署，武汉更是成为新中国的工业重地。上世纪80年代初，武汉曾是全国最大的省会城市，当时广州的经济总量尚不及其一半。 

　　不过，改革开放的春风劲刮后，武汉和湖北不断被兄弟省市超越。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政府高参叶青上周介绍说，从1982年算起的30年里，第一个10年(1982-1992年)，湖北是被其他省市赶超的，例如“80年代后期，浙江的GDP才超过湖北”；第二个10年(1992-2002年)，湖北被别人超过了，还甩得越来越远；第三个10年(2002-2012年)，是湖北重新受到重视、重新发展的10年。 

　　在叶青看来，近30年来，第一个10年属于深圳，第二个10年属于上海，武汉在这20年里只像一名看客，“30年前，广州的经济总量是武汉的一半；30年后，武汉的经济总量却只有广州的一半，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然而，让武汉人不服、让经济学家不解、让政府官员不甘的是，武汉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应该“塌陷”如此。 

　　首先，武汉在区位、农业、工业、水资源、水电资源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先天优势，让其他大城市羡慕不已。 

　　其次，武汉大专院校的数量为全国第三，科教综合实力同样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具备人才优势。 

　　是武汉缺乏商业传统？20世纪初，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商业城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一度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 

　　是武汉人没有“冲劲”？历史上，武汉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辛亥革命第一枪就在武汉打响；1979年，率先开放的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制造了新中国首批“万元户”。 

　　武汉在挣扎，武汉人很困惑。以至于2003年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武汉市市长李宪生当场发问：武汉在哪里？ 

　　武汉的“四个不够”

　　1月的武汉，天气阴冷，多雾。即使登上长江大桥边的黄鹤楼，也很难看清城市的全景。武汉犹如一个躲在薄纱后的少女，叫人捉摸不透。一些武汉人说，武汉的改革开放之路，曾亦犹如此。

　　叶青、伍新木等学者分析说，武汉的“塌陷”是内外因交困的结果，通过梳理改革开放30年来的点滴，就可获得答案。 

　　伍新木，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他喜欢将武汉的30年分为开放前(1980-1993年)、开放后(1993-2003年)、中部崛起(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 

　　他说，相比深圳等沿海城市，武汉对外开放晚了13年，这令武汉的投资软环境成了一根软肋，软环境一直未能较好改善，这是武汉未能腾飞的根本原因。 

　　据伍新木回忆，武汉在1993年以前没有任何外资企业，1984年11月，武汉柴油机厂请来了一个“洋厂长”(德国人)，轰动全城；但直到90年代初，武汉才引进一家香港企业。 

　　1980年代，湖北省成立了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伍新木曾被借调到此工作多年。 

　　伍新木称，1979年武汉在全国率先宣布“敞开城门”，在1980年代亦是全国综合改革的大城市试点单位，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不过，武汉在开放方面不行，“没有接受开放的洗礼，改革的很多思路不被干部群众认同和接受。” 

　　数据显示，在对外开放后的10年内，武汉不但未能实现腾飞，反而被兄弟城市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就此，武汉理工大学教授、博导胡树华曾抱怨，有人说武汉在东南西北的夹击之中，在一轮轮的政策调整中，盘盘落空，最终落到一个“不是东西”。

　　比如有网友分析武汉民航客流量未能冲进全国机场十强的原因说，武汉地处中国腹地，到北京、上海、广州乘火车都很方便，是中国铁路枢纽之一，特别是武广高铁、沪宁合武高铁开通后，武汉到广州、上海乘高铁更方便，地理优势反而成了武汉民航发展的软肋，以致迅速被“小兄弟”长沙超越。 

　　叶青认为，武汉持续“塌陷”，既有国家政策层面也有武汉自身的原因。政策上，邓小平南方讲话后的10年，国家战略的目光确实没有放在湖北，湖北继续边缘化；而自身原因，“说白了就是思想解放不够”。 

　　叶青称说，武汉乃至湖北有四个“不够”——前期发展不够是因为改革不够，改革不够是因为创新不够，创新不够是因为思想解放不够，“不敢去挑头，不敢去做别人没有做的事情，甚至中央给的政策都用不好。” 

　　曾任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的辜胜阻在2009年称，武汉相对保守的内陆观念文化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据伍新木回忆，1988年，湖北率先提出“湖北中部崛起”的概念，但“老是崛不起来”。1990年代，湖北总结出了“四个不够”：发展不够，抢抓机遇不够，狠抓落实不够，思想解放不够。

　　伍新木讲了一个实例来透视武汉为啥没有发展起来：武汉中心地段的中南路与武珞路丁字路口，1980年代末原本要建两栋30多层的地标性建筑，结果西边的楼修到6层，用塑料包起来，烂尾了多年，最后只建了20多层；东边的面积越修越小，最后修成了一幢“歪把子楼”。 

　　武汉的复兴与尴尬

　　武汉在哪里？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反映出武汉的困惑，也表明了武汉人对自身定位的思考。 

　　自2003年开始的连续3年，时任武汉市长李宪生在全国人大会发言中，均追问“武汉在哪里”，疾呼中央支持中部地区发展，重视武汉在中部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04年3月，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据报道，温家宝曾表态：“武汉在哪里？就在中部崛起当中。” 

　　2006年4月15日，中央正式出台中部崛起战略。叶青称，湖北自2003年开始起跑，2006年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武汉每年的GDP同比增长均在10%以上。 

　　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此后，利好消息不断：借力国家4万亿元投资的东风，武汉城市圈在2009年推出156个重大项目，投资总规模达到1.3万亿元；2010年10月，武汉未来科技城奠基开建；2011年8月，武汉东湖综合保税区获批…… 

　　在迅猛发展下，武汉的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一直在回升：2010年居全国第13位，2011年前三季度排在第10位。叶青预测说，武汉今年有望超过无锡与成都，排在全国第8位。

　　2012年1月11日，说起武汉近年来的发展与未来“大武汉”理想，叶青喜上眉梢，语调铿锵；然而，当谈起东西夹击时，叶青却又在不停地叹气，他苦笑着说，武汉与一些中西部省会城市相比，“发展实在是慢呀，着急。”

　　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武汉的定位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然而，中部其他城市“不服”的声音频出。2009年，武汉上半年的经济增速只列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第4位，落后于合肥、长沙和南昌。 

　　这对于决心复位“大武汉”的武汉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数字。以至于武汉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肖红华2009年说：“武汉现在发展很快，比武汉市过去要快，但比别人要慢，人家发展得更快。” 

　　新形势下，武汉不得不放下身段。肖红华称：“以前我们从不和中部六市比，因为它们太小，不需要和它们比，但现在必须要和它们比。” 

　　此外，西部劲旅重庆、成都近年的发展也异常迅猛。武汉曾提出“光谷”的概念，大力发展IT产业，但现在，成都、重庆的IT产业发展得更为迅猛。

　　叶青认为，武汉在东西夹击下，只能“突围”。

　　叶青称，当下，武汉的优势仍然存在：与西部比，武汉具有区位、科教、文化优势；与东部比，武汉具有区位、土地与国家扶植等优势。但武汉的劣势也很明显：科教转化为经济拉动力比较弱；民众创业激情弱；基础设施有待完善；此外，武汉周边城市太弱，不平衡的现状也在拖后腿。

　　近年来，武汉大搞城建，5000多个工地遍地开花，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被网民戏谑为“满城挖”。就此，阮成发2011年回应说，会顶着骂名继续挖下去，不这样做，会对不住这座城市，对不住武汉人。 

　　如今，武汉城内依旧工地遍布，显得杂乱与嘈杂，风一起天空就显得浑浊。但纵观武汉近年来大兴土木、问责风暴、治庸等大手笔，均能见到武汉人重建“大武汉”的身影。 

　　伍新木说，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去解决，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也只能靠更高层次的开放去解决。 

　　“武汉们”寻求突围

　　在中国广袤的中部地区，和武汉城市群一样，湖南的长株潭城市群同样顶着“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头衔。中央对湖南、湖北等中部省市的改革正在加码。 

　　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提出“共同富裕”。如今，中西部的“武汉们”正在探索“逐步顺利解决贫富差距”的共富之路。

　　“两型社会”，意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湖南大学两型社会研究院副院长许鹏说，其精髓就是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切实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新路。 

　　“武汉城市圈发展研究”首席专家伍新木认为，中西部地区不能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也不可重复东部发展的老路，因为它们的工业化发展，都是以污染环境为沉重代价的。

　　许鹏称，“两型”试验最大的优惠就是国家赋予了地方创新权，可以大胆地先行先试。

　　“两型”创新，的确已给普通市民带来了实惠。倪志刚等长沙市民说，前几年，湘江沿岸杂草丛生，现在已变成湘江风光带。更重要的是，长沙人的眼界与心胸开阔了许多，新老长沙人很融洽。武汉市民王毅发现，武汉的交通通畅了许多，城里的一些臭水河也变清了不少。

　　2011年，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表示，要分好“蛋糕”，实施城乡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不断提高全省人民的幸福指数。

　　实现美好的前景，“两湖”人民还需更大的努力。比如环境问题还需再下重手，去年，湘江水污染的报道一度让湖南人心中极为难过，洞庭湖的枯水也牵动湖北和湖南人的心。

　　伍新木说，建设“两型社会”的主要瓶颈，不是资金，而是体制与机制。2011年11月，周强宣称：破除发展瓶颈制约，根本出路在改革创新。 

　　“小平南方谈话20年后的今天，改革已经在趟深水，进入攻坚战。与1992年一样，人们在期盼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老是站在水边，不敢去趟深水、攻坚，与人们的期盼是不相一致的。”伍新木认为，这是纪念南方谈话20年“最应反思与反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