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岭：解决中国发展问题需重视四大差距
任玉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在因收入低下造成社会问题增多的情况下，要反思我们的富民政策，而且首先要考虑的是分配制度问题。
任玉岭：我认为，随着我们经验的积累和丰富，连续高速是可以的，中央提出的“稳中求进”是好的。稳，实际包括稳定物价、稳定增长、稳定社会。
总的看，中国需要加快发展，但一定要协调发展，“五个统筹”不可偏废，特别是城乡统筹发展和区域统筹发展对稳中求进意义重大。
国有经济应关照地方
而不能完全利益化
东方早报：近年来，有关“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话题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这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
任玉岭：根据当今发展实际，我认为需要用两个层面来理解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是存量和增量要相区别，存量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可以放开，让它继续市场化。增量，即新增加的项目应该有计划，需由国家来引导调控，搞好顶层设计。另一个层面是国有和民营要区别开来，国有经济要靠政府调控，民营经济可以在政府指导下进一步市场化。
国企应更多地接受政府调控，使其为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多做工作。国企不能想投资什么项目就投什么项目，也不能想去哪儿投资就到哪里投资，国有经济要考虑到地方的发展需要，而不能完全利益化。
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及国有与民营的关系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东方早报：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困境是什么？
任玉岭：这些年我每年都要跑20多个省市调研，根据我的直观感受，两年前我总结出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
七个不能持续是：
一、依靠国内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续。
二、依靠农民工的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续。
三、产品技术落后，附加值过低不能持续。我们为世界上每人生产两双鞋，3.5套服装的产业状况必须改变。
四、对国外技术依赖过高，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续。我们有很多的产品，都是贴牌生产，产品利润的绝大部分被外边拿走。像我们数控机床有40%的营业额是要拿出来给外国交专利费的。
五、经营粗放、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续。
六、二氧化碳排放过大，能源消耗过高不能持续。
七、环境污染严重，损害生态不能持续。
“八个必须转变”是：
一、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
二、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
三、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化率过低必须转变。
四、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尼系数过大必须转变。
五、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
六、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平必须转变。
七、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同百姓收入脱节必须转变。
八、文化发展重视不足，文化产业滞后必须转变。
在我看来，七个不能持续和八个必须转变是应给予高度重视的。
“既得利益集团”
不是固定的某些人
东方早报：《人民日报》刊文指出，如果说改革之初要突破的是思想“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要突破的则是利益“雷区”。“能否革除那些久改不革的积弊，推动那些久推不转的工作，关键在于敢不敢触动既得利益。”在您看来，“既得利益”主要指什么？当下中国是否存在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有哪几种？这个既得利益“雷区”的突破口是什么？
任玉岭：正如邓小平所讲，“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所谓“雷区”，实际就是既得利益问题。现在中央很重视改革，但是很多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拦，或是政策难以出台，或是出了台也无法实现。
比如，我们的住房，为什么房价涨得这么高，政府出台的文件还少吗？一个接着一个。但是这些文件就是贯彻不下去。某些既得利益者话语权大，他们一反对，一些文件就停止了。2007年出台的两个70%，70%的土地给保障性住房，70%的土地盖小户型。政策很好，但谁执行了呢？没有！
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固定某些人，而是涉及多方面。医改推不动，是医疗方面有既得利益者，择校费改革推不动，是在教育方面有既得利益者。
又比如说，招标采购的混乱与腐败，也是因为其中有既得利益者。还有灰色收入，改革难，也是因为有既得利益者。我们现在的灰色收入，占GDP的比重很大，谁能拿到灰色收入？绝不是普通工人、农民和各方面的普通工作人员。正因为拿灰色收入的人有权势有地位，所以灰色收入改也难。
解决中国发展问题
需重视“四大差距”
东方早报：有学者认为，近几年来，相对于中国的发展，改革的步伐应再快些，您怎么看？
任玉岭：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一靠发展，二靠改革。但改什么，革什么？我认为十分需要找准“靶子”，需要切中时弊。
在我看来，需要特别重视四大差距问题，推进新的改革，四大差距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均收入差距。
根据专家研究，2002年我们的31个省市的地区差距是1:13，而美国50个州是1:2，英国12个郡是1:1.68；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是1:15，同时，日本行业差是1：2.2，美德最高是1：3.2。中国的城乡差距1980年代是1:1.85，现在已经上升到1:3.32。
之前，我们财政投入和很多专项投入大多是投向了发达地区，前两年还曝出某主管部门硬是把西部的专项拨款转投到发达地区。还有些专项经费即使投入到不发达地区，也是投入到不发达地区的富人手中。比如，农业产业化扶持资金，农村的普通农民是拿不到的，都是那些外来的龙头企业投资商拿到了这些钱。
尽管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被称为一年一个百分点，但有经济学家说这是伪城市化。我们的城市人口比例仍然很低，从前年教育改革资料中看出，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民的孩子占80%，这就说明农民的真正比例了。
城市并没有接纳农民，他们不能享受到市民廉租房待遇，在城市里也没有身份认同感，一些大城市实际上把他们拦在了城市之外。
我身边有两个例子。
第一个，温州瑞安一个农民在我家附近缝衣服近30年，前几年在老家盖了房子，但是每年为了赚钱他又回不去，仍然在北京租房住。
第二个，我家的保姆，刚进城时还是个小姑娘，现在孩子都已经二十岁，她住在城乡接合部，打工在中关村，赚了点钱，就寄回老家去盖房子。这样不仅造成这些农民工财产浪费，也同时浪费了国家土地。更重要的是造成4000万留守儿童不能与父母团聚，更有数以千万计的老人，在农村无人照管。
再比如，异地高考的问题。我们城市现在大多允许异地孩子在本地城市读书，但并不支持他们异地高考。为什么这些孩子同在共和国的蓝天下，就不能享受一个高考的待遇呢？实际上这些都需要下决心进行改革。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点勇气和胆量。
(早报记者李云芳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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