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天柱县历史上首个“黑老大”欧阳云龙目前在贵阳王武监狱服刑。欧阳云龙是天柱县诚城矿业公司股东，2010年，他和公司另22人被指控对盗矿人员非法拘禁和罚款，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家人口中的“欧老大”也因此变成了“黑老大”，欧阳云龙因此被判刑16年，其家属申诉至今无果。

　　民营企业家成为“黑老大”，均是贵州省自2008年瓮安事件之后，全省加大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成果。他们所经营的黑色或黄色的矿石成色，也如同贵州打黑一样，都要接受公众的检验。

　　涉黑“老大”

　　46岁的欧阳云龙是天柱县六合村人，在庞大的家族中，他在男丁中排行老大，因而家族包括叔叔等长辈在内，平时对其都以“老大”相称。在检方的起诉书上，其别名还特别标注为：欧老大。

　　其弟欧阳云荣回忆说，因幼时家境贫寒，这个哥哥懂事起就开始勤工俭学，1986年考上贵州财政学院工业管理系之后，在学校里就已经开始倒买倒卖，为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毕业分配的方向本是贵阳钢铁厂，他没有去上班就直接下海，靠倒卖钢材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此后在贵阳以及家乡天柱均有投资。其妻杨继蓉也说，欧阳云龙一直就在贵阳、凯里、天柱三地来回地跑。

　　天柱县是贵州省著名的高原黄金城、重晶石之乡，黄金分布广泛，初步探明储量60多吨。但在贵州开采黄金却是一个颇似玉石界“赌石”的风险产业，一个洞打下去采出黄金，赚个盆满钵满；如果采不出来，则赔得脱裤子。因而在天柱开矿一个独特现象是股东众多，一个矿股东多者甚至达上千个，每股最少的股本只有区区一两万元，以此来降低经营风险。

　　在省城赚到第一桶金之后，欧阳云龙也开始进入家乡天柱的黄金产业，先后以独资和合资的方式成立了云龙公司等黄金开采企业，还延伸到石灰冲联营煤矿、石坪大湾煤矿、金山联营煤矿等煤炭开采企业中。欧阳云龙的运气似乎不错，当地媒体的一份报道称，欧阳云龙所在的企业2006年上缴国家税费200多万元，他也因此成为天柱县纳税大户，并当选县政协委员。

　　与欧阳云龙的顺风顺水相比，由广西老板最初投资开采的诚城矿业并不顺利，这个2006年3月取得采矿许可证的企业一直没有出好矿。

　　检方的起诉书显示，2006年初，陈通湘承包诚城公司矿洞进行黄金开采，天柱人杨宗锦应邀进入诚城公司，从事生产管理。为扩大流动资金及协调附近金矿的关系，决定对外招股。经协商，欧阳云龙入股资金100万元，成为诚城矿业最大的股东，但仍由杨宗锦任法人，陈通湘担任矿长。

　　这种企业家庭性非常明显，在三人接手诚城矿业之后，陆续邀约各自的亲朋好友到公司中承担相关管理工作，特别是对于金矿最为重要的护矿，这也为此后的欧阳云龙等人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埋下祸根。

　　2008年8月的一天凌晨3点多，十来名便装警察敲开欧阳云龙暂住的天柱县叔叔家，将欧阳云龙带走的同时，还出示搜查证，将家中存折、9万余元现金及7000多克黄金抄走。其妻杨继蓉三个多月后收到拘留证和批准逮捕证，逮捕证上的罪名是行贿罪，而拘留证上的罪名有两个：聚众斗殴，敲诈勒索。

　　2010年5月6日，贵州省黔东南州施秉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罪名又增加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非法侵入住宅罪、职务侵占罪、寻衅滋事罪等五项，欧阳云龙成为天柱县的首个“黑老大”。

　　2011年7月，诚城矿业也被拍卖，欧阳云龙因矿产经营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并发家致富，却也因为矿山经营中的诸多麻烦而身陷囹圄，最终也失去了这些带给他财富的矿产。

　　捞金博弈

　　指控欧阳云龙为“黑老大”的犯罪行为多数集中在对盗矿人员的处理上。

　　检方的起诉中称，天柱县壕乡金矿区域里，杨贤炎、杨兴刚、余长根等被告人以执行诚城公司制度为名，私设公堂，在壕乡金矿区对涉嫌偷矿、捡矿、运矿、收购和加工矿石的人员，以及无辜群众采取殴打、体罚、关押等非法手段，强迫上述人员向其缴纳诚城公司规定的所谓罚款并予以分赃。

　　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其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依据为，诚城公司流动班值班人员、洞口值班人员等公司管理人员，依据诚城公司制定的《值班人员守则与制度》等规章制度以及诚城公司与各承包组、金诚公司签订的协议，为防止诚城公司的金矿被偷，私设公堂，非法替代行使社会管理职权，对涉嫌偷矿、捡矿、运矿、收购和加工金矿石的人员及部分无辜群众大肆实施违法犯罪，所得用于奖励值班管理人员，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诚城公司股东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严重破坏了壕乡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当具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的相关规定，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就像有人要抢我的东西，我理所当然要反抗，可能会因此不当伤人，完全可以就事论事，但保护自己财产的行为怎么就会被定性为欺行霸市的黑社会？”欧阳云荣对此颇为不解。

　　更为普遍的是，有采金矿的地方，就有盗矿人员的存在，与这些被称做“打捞”人员的博弈是每个金矿主最为头疼的事。

　　在诚城矿业所处的天柱县壕乡金矿区域外，一处长约两三公里的棚户区蔚为壮观，甚至还有商店、酒吧、诊所等服务行业，形成一个完全的生活区。

　　该区域所在高酿镇相柳村村支书吴育海告诉南都记者，这一地带住着三百多户人家，流动人口高峰时达七八千人，都是被称做“打捞人员”的盗矿者，在诚城矿业因涉黑重组停产期间，仍有五六百人居住此间等着开工。

　　这个松散的聚集区多数为附近乡村的村民，多数是长期以盗矿为生，还有一些是与金矿员工内外勾结，更为甚者，有一个打捞人员还居然是诚城矿业出资两万元的小股东，真正属于“监守自盗”。

　　在金矿正常生产时，这个“打捞生意”似乎行情不错。一名棚户区自1998年就开始“打捞”的村民告诉南都记者，因矿洞洞洞相连，他们通常从开矿的副洞进入矿区，每天偷出二十斤左右的矿石，正常一年盗矿收入在三四万元左右，运气好者甚至达一二十万元。相对应的，金矿一年因此的损失约在利润的10%以上。

　　“打捞人员”的风险来自两方面：一是误入氧气不足的废洞，相柳村村支书吴育海介绍说，2005年左右，就发生六名“打捞人员”缺氧窒息而死的重大事件；另一大风险就是被抓住，但就算被扭送至矿区派出所也不要紧，因为一次的数量并不大，达不到处罚的标准，一般教育一下当天最多也不超过次日即释放。

　　即使是作为主管部门，对于这种民间无组织的“盗矿”行为也无计可施。2005年10月24日，壕乡黄金管理站向天柱县黄金局递交《关于要求督促做好闭坑工作暨制止打捞行为的请示》；2008年9月10日，天柱县经贸局黄金生产管理站在《非法盗采黄金矿石“游击队”给黄金矿山企业带来的安全隐患》的报告中，指出“打捞猛于虎”的严峻形势，也只是要求各矿区加强管理，防止“打捞”，否则对公司除依法暂停相关证照，停业整顿外，还要追究公司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维持秩序的“责任”就此又还给了金矿。诚城矿业现值守的一位李矿长告诉南都记者，因为公安机关处罚对于盗矿人员无异于“隔靴搔痒”，金矿通常就靠自己的护矿队来制止。对“打捞人员”来说，与公安机关须在合法范围内处理不同，他们如被护矿队抓住，往往会遭到殴打甚至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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