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大年初一和初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两个县发生了公安派出所遭不法分子冲击的事件。警察被迫开枪自卫。事件导致至少一名不法分子死亡，多人受伤，受伤者中包括警员。有西方政府官员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境外流亡藏人组织借机高调指责中央政府。

　　这件事对藏区的氛围带来了新纷扰，它会让达赖集团感觉多了一个与中央政府对抗的筹码，亦可帮助他们维持自己对西方支持者的战略利用价值。达赖集团确实需要藏区不断出些事情，否则他们就会在西方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贬值，甚至“什么也不是”。

　　当前是几个世纪以来藏区发展最顺利的时候，在参与现代化的同时，藏文化的相对损失率或许是世界上最低的。藏区发生冲突不符合当地各族群众的利益，对提高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以及对推动区域发展，都无任何好处。在国家对藏区发展高度重视的今天，很难想象极端主义能得到藏区普通百姓的认同。

　　《环球时报》记者在深入藏区的反复采访中发现，求祥和、求发展是藏区百姓最普遍的愿望。“西藏独立”、“高度自治”等极端政治主张毫无社会根基，老百姓关心的是过好日子，个别自焚者以及政治极端分子的诉求都与当地实际缺少贴近性，是从外部移植进来的，是“空降”的。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开放必然触动藏区，这为流亡藏人集团扩大政治阵地提供了机会。通过藏区内外的交流以及通过现代通信工具，他们对藏区一少部分人的影响有所加强。藏区逐渐有了个别的“小圈子”，并有了境内少数人与流亡藏人集团的利益结盟。

　　这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内地现在也有一些人视自己为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同盟军，这个过程几乎挡不住。有少数境内藏人把自己的行为与达赖集团相配合，这是藏区开放必然伴随的副产品。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达赖在藏区仍有较大的宗教影响，藏区的内外政治串通出现“政教合一”危险倾向。它会加剧一些极端事件的残忍性和破坏性，也会增加事件性质的欺骗性。

　　制造破坏永远比维护秩序和从事建设更容易。当今世界，少数几个极端分子都能触动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更何况由十四世达赖这名“宗教领袖”牵头、西方为之提供财政和舆论支持的集团。他们显然可以做到经常给藏区制造一些“麻烦”。

　　但这与他们在藏区“得人心”完全不相干。得人心的前提是给人们带来利益，而达赖集团制造极端事件损害了藏区的发展环境，他们带来的不安削弱了出事地区的竞争力。

　　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滥用自己在藏区的宗教威望。他和身边人的所作所为是以流亡藏人集团之小利益，绑架国内藏区广大民众之大利益，这样的政治自私在藏区不得人心是注定的。

　　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为什么藏区一出事，达赖集团就很兴奋；为什么藏区的发展成就，从没有给他们带来过快乐？

　　屁股决定脑袋和感情，这话对达赖喇嘛同样很准。他现在就是流亡藏人的利益代表者，国内藏区只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的“材料供应地”。对国内藏区，多狠的事情他们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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