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日的盈盈碧水，如今却成了不忍目睹的垃圾场。 （陈新焱/图）

　　这次过年回老家，感受最强烈的现象之一，是垃圾污染。

　　老家地处大别山深处，取名“理畈村”。家的四周，是郁郁葱葱的大山，门前则是穿村而过的一条小河。据说，清初就有人定居于此。从大山深处流来的泉水清澈见底，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摸鱼捉虾、游泳戏水中度过。

　　那时，村民们也不打井。每天一大早，各家的男人们挑着水桶，就在河中取水。晨雾一过，妇女们就提着衣服，在河边洗晒。

　　大概在七八年前，喜欢打鱼的邻居抱怨，河里的鱼开始越来越少了；过了两年，乡亲们就不再在河里取水，转而挖井；再过了两年，井水也没人吃了，村里架起了水管，直接从小河的源头取水。

　　这样的变化，皆源于污染。而这种污染，几乎与村里的经济发展同步。

　　碧水良田成垃圾场

　　在大革命时期，老家是鄂东南苏区后方所在地，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差不多处于刀耕火种的农耕时代——乡亲们吃的是自己种的大米和蔬菜，吃剩下的，喂猪；人畜粪便则是天然的有机肥，生态平衡，几乎没有什么破坏。

　　直到我出生后的1985年，村里才修通了第一条通往乡政府的土路。几年之后，村里通上了电。工业文明第一次照亮了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人外出务工，以后逐年增多，他们一部分在北京、西安做理石生意(因老家盛产理石)；一部分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打工，至2009年，全村在外务工人数高达千余人。

　　外出的人们带回了财富，也带回了新的文明。这其中，变化最大的是，最近五年，几乎每家每户都盖起了钢筋水泥结构的二、三层洋房。

　　在泥砖瓦屋时代，为了方便积肥，村民的厕所基本和猪舍连在一起。换成洋房后，厕所移到了室内，增加了排污排水管道。难题由此出现——由于村里并没有统一规划，各家的污水便到处乱排。有的排到附近的田里，有的则直接排到了河中。

　　原来用的泥砖，拆掉之后打碎，又变成了泥土，在原来的地基上稍做平整，又是一块耕地。而现在换成了钢筋水泥，敲不烂，打不碎，村里也出现了城里才有的建筑垃圾。

　　富起来的乡亲们也开始消费工业品，化肥、农药、吃完就扔的罐头、各种包装精美的食品以及橡胶、电池、玻璃等各种化工产品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村庄。一些原有的优良传统，也在递增的财富面前瓦解。比如，原来谁家有红白喜事要办酒席，用的都是族人从家中带来的、自己吃饭的碗筷。现在主家都不麻烦别人，直接就买了一次性的塑料碗筷，吃完就扔。

　　问题随之而来。城市垃圾起码会有转运处理，而农村垃圾却无人顾及。乡亲们有的倒在屋角，有的倒在田埂上，有的则干脆倒入门前的小河里。

　　小河由清转黑，往日的盈盈碧水，如今却成了不忍目睹的垃圾场。而肥沃的耕田，有的也泛起了阵阵恶臭。已经搬到城里居住的父母也忍不住哀叹：好好的一个村，就这么毁了。

　　垃圾场的城乡之战

　　这样的景象，并非只在老家出现。周边村也是如此。春节前，我在大理洱海边，一个名叫“文笔”的渔村采访，看到的情形甚至比老家还严重。这里的人们家里都没有厕所，村里建了几个公共卫生间——那真是我见过最臭、最难以插脚的卫生间——门口是苍蝇横飞的小山一样的垃圾堆，里面则是没有入池的一堆堆排泄物。污水从各家排出，在村中的小路中粘结成一团团黑色的胶状物。这些未经处理的垃圾，有的甚至直接入了洱海。

　　众所周知的是，在城市，垃圾增长速度堪与GDP比肩，2007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相当于5个金茂大厦的体积。三年前，把北京市的生活垃圾堆起来，相当于一个景山的体积。而今当然更甚。

　　在农村，这一速度同样惊人，卫生部调查显示，目前农村每天每人产生的生活垃圾量为0.86公斤，全国农村每年的生活垃圾量接近3亿吨，而这还不算那些由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垃圾——统计数据显示，至少85%的城市垃圾，也被掩埋在了乡村。

　　在我老家就是如此。离我们村几十公里外，有一个名为凉亭岭的垃圾场，是老家所在县城唯一的垃圾场，使用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如今的垃圾场内已形成一座十多米高的垃圾山，仅“山顶”的面积就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2010年8月，附近的村民怀疑垃圾场污染了环境，导致该村癌症患者人数增加(该村约2600人，从1994年至今，共有37名村民死于癌症)，堵封垃圾场二十余天。导致县城每日上百吨的垃圾无法及时清运，县城差点成为“臭城”(在其他地方，由此导致的冲突同样屡见不鲜)。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农村垃圾主要是一些易腐烂的菜叶瓜皮，现在却成了塑料袋、废电池、农膜、农药瓶、工业废品、腐败植物等的混合体，特别是由于大量使用塑料，导致垃圾中不可降解物所占比例迅速增加，使得农村垃圾在日渐向“毒害化”发展。如果不加以遏制，由此导致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那些有毒垃圾一点一滴渗入土地，渗入溪流，不仅损害农村人的健康，也将污染城里人喝的水、吃的菜，最终将无人能够幸免。南方周末记者 陈新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