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潘锐

　　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此世界各国恐怕很少有所怀疑。这是40年前中美第一个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之时人们所没有想象到的。尽管中美双边关系远不能说相安无事，和谐相处；但是，中美两国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着实不容易，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关系已从1970年代单一安全利益的关系走向合作领域广泛、层次深入、利益交叉的全面建设性合作关系。

　　从历史上看，中美关系要保持稳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有共同利益，二是找到某种程度上双方可接受的理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缺乏这个框架，中美关系同样会起伏不定。

　　当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中美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广泛而深刻的不一致，两国之所以走到一起，是出于防范前苏联扩张(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需要，共同的安全利益成为两国关系的黏合剂，得以暂时克服在其他一些领域的分歧。1970-80年代，中国在构建理念框架时大多处于主导地位。最初，中国将这一框架定位为“反霸”，美国一开始并不接受，但是中美之间最终就这一框架基本达成了共识，对于双边关系发展和亚太局势稳定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冷战后，中美关系原有的理念框架处于飘摇之中。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等)使人们重新想起双方在政治体制、对外战略等许多问题上的差异，建立在共同战略利益上的黏合剂消失了。从那时起，两国开始试图寻找新的战略共同点作为双方关系发展的基础。克林顿政府首先想以“人权”来衡量中美关系，但未成功，之后则推动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在这一框架内中美关系趋于稳定。不过这一框架当时并未得到美国社会层面特别是国会的认可，所以克林顿后期也就不再提这个框架了。

　　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开始寻求新框架，沃尔夫威茨和切尼等人提出了全新的定义——“战略竞争者”概念。虽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没有改变，但是这一框架却改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中国对此抱着“守拙”的姿态，没有回应。幸而这一框架也很短命，其中“9·11”事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01年度“四年防务报告”(QDR)曾不点名地指出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一个正在崛起的军事大国将挑战美国利益，反映了小布什政府的新现实主义战略理念：遏制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9·11”的发生使小布什政府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戏剧性变化，对华接触方式和政策也明显改观，2002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把中国作为可以合作的世界主要大国之一，并且探讨与一个“变化中的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的可能性。而“9·11”事件后中国做出重大战略选择，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达成一致，使得小布什政府认为短期内中美并不是对手。在2001年APEC峰会上，小布什抛弃了“战略竞争者”框架，并向中国表示“美国是中国的朋友”。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了“3C框架”(candid， constructive，cooperation)。

　　小布什第一任期内在对华政策上更多的是依照形势的改变而变化。第二任期内，以佐利克为代表的稳健派开始比较多地从概念角度来定义中美关系，最显著的是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概念，这也是对“和平崛起”理念的回应。美国希望以自己愿意的方式来定义中美关系。佐利克的讲话内容从实质上看没有多大的变化，主导思想还是“两面下注/对冲”(hedging)，其重点不是“利益攸关方”，而是“负责任的”(responsible)。“利益攸关方”这一提法出现后，美国认为中美之间某些矛盾是体系内的矛盾，中美可以相互讨论，甚至相互提些要求。美国也认可在经济层面中美是战略合作伙伴，但是在其他层面特别是安全层面中美尚未达到这个程度。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高开低走，在理念层面上，中美达成积极、合作和全面的中美关系的定位，前面两个词是美国提出的，后面一个词是中国提出的。中国特别指出，中美要相互关注和妥善处理对方的核心利益关切，说到底，就是中美双方要进行相互的利益交换。然而，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和美国“重返”亚太，在中美双方均面临领导层更替的背景下，双边关系亟须一个新的理念框架。

　　当前中美关系虽有很大改善，但两国间的彼此猜忌始终存在，相互信任始终未能确立。美国关注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也顾虑美国在解决了伊拉克、阿富汗、伊朗以及朝鲜问题后调转矛头。眼下美国国内关于中国未来的争论远未停止。但是，作为世界上的两个主要大国，中美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在经济上的一体化与相互依存领域、政治上的安全领域，完全可以通过首脑峰会以及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来维护和推进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并提出双方均认可的共同理念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