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东大学怀特海德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汪铮

　　实际上，从大的方面来看，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面临着繁重的国内改革和经济社会事务，因为要专注解决国内问题，在国际上他们都需要稳定。

　　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人们的关注集中于新闻不断的所谓美国“重返亚洲”。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就像不了解中国的国内情况和历史就难以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一样，不了解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经济社会情况也同样无法完整地认识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美关系当前存在严重的相互战略猜疑，实际上，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就是双方往往孤立地从外交和军事安全的角度来解读对方的政策和行为。

　　今天的美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和以往美国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一样，这场变革的直接推动力也是危机。在过去十年之中，美国经历了两场大危机：“9·11”和金融危机。这两大事件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和复杂的影响。危机是危险也是机遇。从到目前为止的情况看，美国对这两场危机的处理都是不及格的，危机之后的错误抉择和一系列后续行动反而让这两场危机造成的冲击越来越大，伤害越来越深。而且，更为糟糕的是，美国也错失了通过危机进行内部改革的最佳时机。危机暴露了问题，但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切都成为大变革的驱动力。

　　美国对“9·11”袭击的回应是两场战争。然而，十年之后，从这两场战争中撤军并大规模削减军费已经成为美国唯一的选择，这不仅因为撤军是奥巴马的竞选承诺，也是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美国在财政上的必然选择。美国纳税人每年仅为娇贵的驻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支付的空调费用就高达200亿美元，这样的战争怎么可能不动摇国本？但是，随之而来的一个巨大问题是：美国庞大的而且在这场十年战争中得到进一步膨胀的军工复合体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软着陆”？也就是说，美国的战争机器如何在人员、经费、战场和市场同时消减的情况下进行安置和转移。我认为，这个大背景对我们全面认识美国“重返亚洲”政策非常重要。这个大背景首先是缩减和安置，或者说，正是因为缩减和实力下降所以才需要更多地“发动群众”——更多地依靠盟国和准盟国的力量来维持地区力量平衡。

　　这两场战争实质上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战争不仅给美国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 也破坏了美国经济的正常运作，当反恐战争成为美国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和监管势必减弱。战争更是资本的狂欢节，军工集团、金融大鳄和石油寡头都利用这十年战争进行了疯狂的资本操作。狂欢之后的结果就是这场呼啸而来的金融海啸。事实上，这场危机本来也赋予了美国一个对这些问题大刀阔斧改革的契机，但是，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提到的，这个机会被美国人自己回绝了。

　　以变革的口号在四年前赢得选举的奥巴马尝试进行了改革，但是，近四年来，除了“早生华发”以外，他更多的时候像一个挑战风车的堂·吉诃德。这些年来，利益集团和大机构在全球化的进程和这十年战争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要想在他们头上动土谈何容易。由此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这个运动最主要的抗议对象就是这些大鳄和寡头。

　　时至今日，大变革已经难以避免。一方面，美国存在一系列不变革就难以为继的大问题：美国的国力已经不能够支撑两场战争和庞大的战争机器，美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都已经到了崩盘的边缘，政府预算和财政赤字危机将会在今后几年不断重复，美国的边境和移民政策也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另一方面，美国在人口和社会领域也正在经历一场大演变。以我居住的新泽西州为例，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家庭家中的主要交流语言不是英文。以西班牙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口已经达到美国总人口的12%。萨缪尔·亨廷顿在他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一书中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根据加州的新生儿姓名统计，西班牙语系的常用名何塞(José)取代了麦克(Michael)成为加州当年最流行的新生男孩命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美国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一个极端保守的、反移民和反智的茶党能够在美国“逆势”兴起。

　　社会变革总是始于思想的变革。在美国，一些多年来指导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基本思想正在遭受质疑。譬如说，过去美国一直信奉以消费来刺激经济。如今，这样的经济模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同时，绿色环保的新思想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美国人传统的高耗能的生活方式，例如住超大的房子，开大马力车，办公室从来不关灯等等，已经逐渐在改变。

　　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但是，要求变革是当今美国的主流民意，大多数民众也反对大利益集团和大机构对经济和政治的过度操纵，反对美国在海外的过度干涉，反对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任何顺应民意的总统都会把主要精力放在振兴经济和刺激就业上来，同时开源节流，削减军费开支，在国际上寻求稳定与平衡。实际上，从大的方面来看，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面临着繁重的国内改革和经济社会事务，因为要专注解决国内问题，在国际上他们都需要稳定。还有，我想他们中没有任何一方想主动在双边关系中挑起冲突。

　　变革中的社会是不稳定的，特别对于一个实力下降的超级大国来说，其心态会更为敏感，往往会对潜在挑战者的任何行为都放大解读。对于两个同处于变革中的大国而言，如何在这个特殊时期管理好两国关系攸关世界和平。两国之间有很多共同点和共同利益，切不可以让敏感和猜疑这些心理因素在两国关系中制造冲突。正因为如此，两国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和坦诚沟通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