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菲10亿元赔偿怎么分?
行政调解尚存争议,赔偿第一案未见转折。中间人,当事人,政府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针对部分受害者的10亿元赔偿到底够不够?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妍 实习生 苏琳|北京报道
2012年1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三,河北乐亭养殖户段金宗正在度过一个冷清而沉重的春节。因为在2011年,康菲溢油事故造成的水体污染使他数年的辛苦付诸东流,养殖场损失过百万。之后的半年里,他忙于清理、取证、上告、诉讼……却一无所获。
但就在这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消息——农业部、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下称“中海油”)同时宣布,康菲将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辽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
“几乎倾家荡产”的段金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所有的等待和艰难都走到了尽头?但他很快“冷静了下来”,他想起这半年间所经历的委屈和波折,“我觉得10亿赔偿金是一个渺茫的事。”段金宗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我要通过法律手段讨个公道,康菲造成多少损失,就赔我们多少。”
“我们不同意行政调解”
段金宗的悲观并非毫无理由。
虽然,康菲仿照国外的做法建立了生态赔偿基金,但赔偿基金的管理却与国际管理规则完全不同:国外的赔偿基金大多由独立的第三方主导,政府部门只有监督职能,而康菲的这笔赔偿基金却为政府部门主导。
简言之,这笔“来之不易”的赔偿款源于农业部的“行政调解”,而非段金宗所期望的“法庭判决”。
农业部官网显示,2012年1月25日,农业部新闻办公室发布《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索赔行政调解达成一致》一文,称“经过行政调解,农业部、中海油、康菲以及有关省人民政府就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顾名思义,行政调解就是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行政机关在此过程中扮演的是中间人的角色,而不是当事人的角色。”北京资略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公益诉讼网主编李刚向《中国经济周刊》解释说。
据李刚介绍,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常用方法,在性质上,行政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简而言之,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和解。”
“我们不同意行政调解!”段金宗态度坚决,他认为,接受行政调解意味着妥协。“不只是赔钱的问题,我们还要公道。”段金宗认为,认错态度不够诚恳的康菲必须出庭,接受法庭的审理和宣判,做出认错表态,并予以合理赔偿。
“如果是行政调解,康菲甚至都不用出庭。”段金宗对此“很想不通”,“怎么能和解呢?农业部不是我们这边儿的吗?怎么是中间人呢?”
“其实,从现实情况看来,采取行政调解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优选举措。”李刚解释说,“如此之大的一个纠纷,行政处理的效率、成本都优于诉讼。”
但他也指出,从目前公开的信息分析,“很多关键点不透明,例如,损失如何测定、赔偿的程序如何安排、需要什么条件才能索取赔偿等等。”
行政调解作为一种较为快捷、低廉的矛盾处理方式,也有着根本性的原则——自愿、平等协商、一致协议。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单位与我联系,就代表我去调解了,并达成了一致。”段金宗认为。
“不在场”的受害者
河北乐亭107位养殖户的代理律师赵京慰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他并不看好此次行政调解。“农业部的身份是什么?是受害方代表?还是其他身份?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赵京慰认为,这次调解从法律框架来看存在瑕疵,因为“我们看不到受害人的身影”。
不赞同行政调解的并非段金宗一人。李刚所代理的河北昌黎近百名养殖户都一致表示,“很怀疑,很担忧。”
“海洋局披露康菲溢油事故时就已经晚了一个月,很多养殖户不知道水产品大量死亡的原因,也就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保留证据,因此,养殖户只能将去年投放的种苗和收获量与正常年份做出对比,以此间接证明自己的损失。”李刚介绍说,由于证据不足,很多养殖户无法进入诉讼程序。
“至今,渔业部门也没有进行过详细的损失统计,也无任何部门过问损失情况,养殖户们都很担心自己被排除在农业部行政调解之外。”为此,李刚向农业部申请了信息公开,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担心“被排除在外”的还大有人在,根据农业部公开的信息,康菲所赔偿的10亿元仅用于“解决河北、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
“那我们呢?”“康菲索赔第一人”、北京华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贾方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他代理的数百名山东养殖户对“赔偿方案”很不理解。“我们的损失是稍后结算呢?还是认定山东就没有损失?为什么不同步赔偿?总应该有个说法。”
针对种种疑团,《中国经济周刊》致函农业部,希望获得解答,但截至发稿,仍无任何回复。
10亿元远远不够?
“这10个亿是怎么算出来的?根据什么决定的?我认为赔偿数额缺少依据。”贾方义认为,农业部掌握了康菲溢油事故的大量调查性数据,“这应该是康菲应付赔款额的依据,但目前这些数据并没有公布。”
养殖户段金宗向《中国经济周刊》算了一笔账:“一个池塘,按照承包面积、投苗数、礁、人工、设备等等这些加起来,仅算成本,一亩地就投入3.6万元,按照往年情况,如果正常出礁,一亩池塘至少能拿到4万元,家里有几亩池塘,一算,结果就出来了。”
按照上述计算方法,仅赵京慰代理的河北乐亭107位养殖户就共计损失了4.9亿,而此前媒体公布的“康菲索赔第一案”——河北乐亭29位养殖户索赔养殖损失金额为2.347亿。
“仅这136户的索赔金额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10亿赔偿金的70%。还有其他地区的没有统计的养殖户呢?”赵京慰认为,“10亿,从数字来说,未必能够。”
赵京慰还认为,作为一个行政调解的结果,不仅总金额要让受害者满意,赔偿标准、赔偿方法、赔偿路径都应该出台具体的方案,征求受害者的意见。
“目前看来,‘达成一致’的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赵京慰指出,在没有征求受害者意见、没有核算赔偿金额、没有出台具体赔偿方案的情况下,就得出了行政调解的结果,是不够合情合理的。
但李刚认为,“赔偿方案应该分为实体和程序两部分。程序上,农业部可以通过行政调解来促成康菲对养殖户损失进行赔偿,具体落实到程序上,首先应该组织渔业部门收集、整理养殖户的申报文件,对其进行甄选、汇总,在此基础上,再由农业部主持,由受损方代表与康菲就赔偿问题进行具体的落实。”
新年伊始,在备受关注的渤海湾沿岸,新一轮的养殖又要开始了。“我们的池塘都已经重新造礁、清洁、消毒,五一就开始投苗。”段金宗仍然对新一年的劳作充满了希望,“去年的钱已经损失了,今年不管怎样还得继续投苗,要不然这个钱永远回不来了。”
停滞中的第一案
10亿赔款悬而未决,另一边,艰难立案的“康菲索赔第一案”也并无新的进展。
2012年1月25日,在承诺赔偿的同时,康菲方面也表示,如果渔民不接受农业部的方案,完全有权利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索赔。
康菲已经收到天津海事法院的通知。“我们对于该事故感到非常抱歉,并希望对公司作业所在区域的社区提供支持。”康菲方面解释说,渤海湾赔偿基金作为诉讼替代方案,以便向愿意接受这种赔偿方式的索赔者提供更为简单的途径,力求公平地解决问题。
但贾方义认为,由于法律法规的缺位,民间的诉讼依然是很困难的,过程会很漫长。“如果诉讼的时间拖得太长,结果就是打疲劳战,养殖户和律师都不得不妥协,接受康菲提出的赔偿办法,从而放弃自己的权利。”
2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天津海事法院获知,去年年底就已立案的“康菲索赔第一案”至今尚无任何进展。
紧跟其后的是由赵京慰代理的河北乐亭107位养殖户索赔4.9亿元的案件,据赵京慰介绍,该案已完成原告身份核查,是否立案,要继续等待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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