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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大的勃兴与南科大的沉寂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22日08:16 南方都市报

2011年6月24日，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南都记者霍健斌摄

　　时光飞逝，邓公身影已经远去，但这座曾经让他振奋、欣慰与牵挂的城市，还在不断摸索向前。与二十年前一样，改革仍是主旋律，但环境已变、任务已变、方法已变，南科大能否如改革初期的深大一样勃然而兴，又避免深大曾经出现的失误与彷徨？

　　呐喊

　　朱清时确有感慨的理由。南科大筹建至今数年，还未正式获得招生资格。1983年深圳大学从提交报告到获批招生，只用了不到四个月时间。

　　2010年，岁在庚寅，深圳特区三十而立。盛大的庆典在九月举行，空气中弥漫着安详与恬美，但似乎缺少些火花。

　　一直到年底，12月18日，一个沧桑而豪迈的声音，在西丽大学城一隅陡然响起，“深圳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敢闯、敢试，南科大就是要大刀阔斧搞教育改革！”说这话的，是来深圳才一年多的“外地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

　　那是南科大破釜沉舟的一步棋：学校筹建已三年，但还未得到教育部的批准，既无“准生证”，更无“招生证”。朱清时左冲右突一年多无果，终于握紧拳头振臂高呼，“不再等了！”

　　“我们很希望有伟人或者官员站出来说，让他们像当年深圳搞改革一样，在教育领域也搞起来吧。”自称“小人物”的朱清时，多么怀念三十年前的改革魄力！在南科大改革遭遇挫折的时候，他从深圳博物馆里得到了力量，“在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深圳人已经懂得，改革不能一味靠等批复，深圳精神就是敢闯。”

　　朱清时确有感慨的理由。南科大筹建至今数年，还未正式获得招生资格。1983年深圳大学从提交报告到获批招生，只用了不到四个月时间。当年1月22日，深圳向广东省提交了《关于创办深圳大学的报告》。2月3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写信，希望上级领导“帮忙”，两天后任就批复：“同意办深圳大学”。

　　同年2月26日，广东省政府向国务院提出《关于增设深圳大学的请示报告》，不久又发函给深圳市，希望“争取1983年开始部分招生”。5月10日，教育部批示：增设深圳大学，设16个专业，1983年部分专业开始招生。9月27日深大开学。整个过程历时不到8个月。

　　1984年1月，深大首届学生借用电大教室上课已经半年，深大校园却还是深圳湾边一片荒地。陪同邓小平到蛇口考察途中，梁湘指着这片荒地对他说，这里将成为深圳大学的校园。邓小平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学？”梁湘说：“今年9月。”邓小平听后不置可否。但回到北京，邓小平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深圳正在建大学，那里现在是一片荒山，但9月份深大的学生就要在这里上学，这就是“深圳速度”。

　　当年的深大建筑工地上，所有机器都被开动，承建商把最好的人都调过来，一天24小时不停施工，三班倒。

　　当时深圳财政收入每年1亿多元，深圳市政府却拨款5000万元建设深大。深大当年的创建者回忆，市领导曾在工地对他们说：“我们还很穷，请尽量节省，注意实事求是，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

　　宿命

　　如宿命般，到了2011年，载着45名教改实验班学生的“南科大教改号”扬帆起航，走的也是未获批先招生，未建校园先“寄人篱下”办学的道路。但相比当年深大创办的畅快淋漓和深职院招生的敢作敢为，南科大的步伐却迟缓得多。

　　相似的场景，在十年后重现。

　　1993年9月，高中毕业的黄玉平走进深圳教育学院时，她的身份却是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现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首届学生。1990年，深圳提出要“建立一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两年后向广东省发出请示。1993年，虽未获正式批准成立，深圳市政府同意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招生。于是在9月13日，黄玉平和其他58名同学，成为深圳培养的第一批高职学生。当时高职院还没有建好，他们只能到深圳教育学院借读一年。

　　早在2004年，深圳就提出“增设本科院校”的意图。但一直到2007年6月，深圳市政府才向广东省提交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申请。2009年教师节，当朱清时从时任深圳代市长王荣手中接过南科大创校校长聘书的时候，自信和激情写在神采奕奕的脸上。王荣告诉他，深圳是一个创造奇迹、实现梦想的地方。朱清时说，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他要在深圳办一所“去行政化”的世界一流大学！

　　但朱清时很快就发现：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南科大一纸“准生证”和“招生证”就让他头疼了两三年。

　　在大学设置的规章制度上，1986年国家出台《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2006年出台《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按照朱清时的说法，这些规章制度在中国高等教育规范化发展上，发挥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南科大这样想一步到位建设成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尝试，以前的规章制度就变成了束缚。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教育部门对专科院校、本科院校以及硕士点、博士点的设置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和逐步发展程序，为了让采访的记者直观理解，朱清时索性说，“打个比方吧，你要盖个豪华别墅，就不应该先盖成个猪圈！”据说这句话得罪了“相关部门”，也给朱清时带来不少麻烦。

　　一直到2010年12月24日，也就是南科大启动自主招生说明会后数日，教育部“正式批准南科大筹建”的“准生证”才姗姗来迟，但招生资格未有着落。这也正是朱清时不顾一切高喊“自主招生，自授文凭”口号，并于2011年3月毅然启动首届教改实验班的原因。

　　开学后的南科大处境更为艰难。因为没有得到“招生证”，首届教改实验班等于“非法开学”，到了2011年高考时节，45名南科大学生被要求参加高考。朱清时承受巨大压力又不愿屈服，暂时离开深圳，校外一度传言他有离职之意，最后事件以学生悉数拒绝进入考场告终。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后三名援建南科大的香港教授撤离，并发布公开信质疑朱清时种种做法———几乎每一个巨浪都要把南科大颠覆。

　　“这就像爬黄山过鳌鱼背的时候，站起来看风景很好，但一失足就要掉下去，非常紧张，很危险。”2011年底，回顾南科大一年来的风风雨雨，形容枯槁的朱清时这样感叹。

　　于是，南科大不再桀骜不羁、振臂一呼，高喊“杀出一条血路”了，南科大开始沉默：默默开学，默默进行课程设置，默默引进人才，默默准备材料，默默等待教育部的考察和评审，等待那一纸弥足珍贵的“招生证”。

　　燃烧

　　事实上，20多年后当朱清时南下深圳筹建南科大时，他提出的口号与其说石破天惊，不如说是回归原点———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大学自主，凡此种种，20多年前早已在深大盛行一时。

　　阳光照进胡经之位于益田村的家，玻璃柜里一只“孺子牛”雕塑，桌面上到处是书———其中一本是梁湘的传记，老人抚摸书皮，回忆起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年近八旬的胡经之，是三十年前草创深大中文系的“拓荒牛”之一，他把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深大的数年时光看成是一生学术的黄金时期，在后来一篇文章中他写到，“但我在荒凉的海滩时，感受到一种生机勃勃、蒸蒸日上的氛围，可以激发人的潜能，施展自己身手，也许可以做成一些有意义的事。”

　　1983年冬，深大首任校长张维找到了在北大教书的胡经之，希望他参与深大中文系的筹建。1984年，胡经之和乐黛云、汤一介夫妇加盟深大建设，“但我们还在北大工作，我和乐黛云轮流过来主持中文系，每人半年，在深大的时候就由深圳发工资。”

　　张维是中国著名力学家，原清华大学副校长，1983年他受国家教委任命出任深大校长后，还是满世界飞，他说自己只管三件事：学校办学方针、校际交流和聘请系主任（当时没有学院）。“那时学校和政府也没那么多层级，校长或者系主任可以随时找到市领导，有时候张维碰到梁湘，在饭桌上就把问题解决了。”胡经之说。

　　作为深大中文系主任，胡经之有权决定学科发展、课程设置并自主聘请教师。“那时系主任不算官，就是教授，但有权威，我们要请什么人自己定，人事处照办。”当时深大群贤毕至，不仅有两院院士张维担任校长，还有著名经济学家黄达、方生等学术权威，一大批北大的青年才俊也被吸引过来，包括郁龙余、景海峰和现任深大校长章必功。深大发愿做“东南亚的学术明珠”，并提出了“北有清华，南有深大”的口号。

　　1984年建成的深大校园，办公室、图书馆和教室都配备了空调，开全国大学之先。深圳工资制度改革后，作为教授的胡经之每月工资365元，比市委书记梁湘还要高。让胡经之印象最深的，是他决定将深大中文系改为国际文化系，他找校长商量，得到认可，就拍板定了，“那时候其实就是教授治校，没有什么官本位思想，也没有那么多层级和条条框框。”

　　但当朱清时想重拾这些理念，却发现昔日美景如空中楼阁般遥远。首当其冲的是和政府部门痛苦的磨合。卸下副部级的中科大校长职位后，朱清时力主南科大去行政化，一律不设行政级别，但没有级别的南科大和政府部门难以对接，南科大从零筹办，许多诸如教学楼修缮、设备购买等小事都要朱亲自出马，这让他疲惫不堪。

　　2011年4月，深圳市委组织部一纸公告引来热议：组织部门为一直宣称“去行政化”的南科大选拔副校长，竟然设置了行政级别：正局级。根据后来各方的“解释”，据说是南科大筹办之初，筹委会就有过由深圳政府派出两名干部进驻学校的想法。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政府部门按照“惯例”，赋予南科大副校长“局级”行政级别，上演了一幕“好心做错事”的乌龙。

　　朱清时还讲过一个小故事，他和深圳市领导同机到北京开会。一下飞机，市领导立刻被驻京人员簇拥上专车，而他，作为没有行政级别的南科大校长，只得随着机场人流踯躅到门口，才被举着牌子的工作人员“领走”。

　　正如胡经之所说，八十年代的深大之所以能推行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改革，一方面是当时的大环境、大气候使然，当时中国高教领域条条框框尚未形成，而更重要一点，则跟深圳特区创立时的改革锐气以及深圳官员的改革魄力息息相关。

　　三十年后，风云流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深圳的高等教育改革，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进入了沉寂期。

　　沉寂

　　1992年，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下深圳、珠海等特区，并发表一系列谈话，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和特区发展的成绩。如春风吹拂，特区又“活”了过来，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迅速上马。同样高亢的改革声音，在高等教育领域响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大学推行了两期重大改革。1984年9月，成立才一年的深圳大学推出首期改革创新方案，以改革大学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包括：实行校长负责制；改革人事管理制度，实行能力资格制、聘任合同制；进行教学改革，实行学分制；开展学生勤工俭学等。1986年9月实施的第二期改革创新方案，则以提高教学质量为重点。

　　一时间，深大在全国声名鹊起，执高教改革之牛耳。

　　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巨浪袭向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疑虑和阻力。1990年春节，胡经之和办公室主任郁龙余，从学校坐中巴到大剧院再徒步到园岭看望深大教职工，一路上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这让他很感慨，“特区还能不能生存下去啊？”

　　事实证明胡经之的担忧是多余的。

　　1992年底，广东省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1993年1月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步伐的决定》，提到“进一步理顺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赋予高校更大办学自主权”、“要以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为重点，加快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等。

　　这一年深大出台《综合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在内部管理体制、教学、科研工作、学生工作、后勤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林祖基在深大教职工大会上说，“改革是探索、试验，要走前人没走过的路……不能因噎废食，停止改革的步伐。”

　　但在胡经之看来，进入上世纪90年代，无论是深圳还是全国的高教改革气候都已大不如前，深圳大学迅速走上与内地普通高校同质化的道路。深圳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李均对1992年以来深圳高教改革的评价是：在点上的改革有意义，但面上并不具标本意义。所谓点上的改革，一是建立深职院，探索高等职业教育；二是建立深圳大学城，探索异地办研究生院；三是深大人事制度改革，探索高校去行政化。而所谓面上的改革，却事实上并未有多少改革的意味。“可以这么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全国都进入了改革的环境，深圳高等教育改革就并不突出了。”

　　1992年更像一个分水岭，昔日生猛的改革锐气消退了，深圳高教迎来平稳发展期。特区草创时凌厉的高教改革锐气，在九十年代后开始潜藏，一直到南科大横空出世，才再次“扬眉剑出鞘”。

　　归来

　　历史总是充满了“必然”和“偶然”。无论是三十年前草创深圳大学，还是21世纪筹建南科大，深圳官方始终有一个冲动，那就是跨越式发展高等教育，这正是深圳这座年轻城市在高教领域不变的改革因子和DN A.

　　201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有媒体抓到这样一个细节，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朱清时满脸笑容，为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开道。有网友戏谑道，“南科大再牛，还是牛不过教育部啊。”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深圳高等教育的薄弱与沉寂，成为历届主政者的心病，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左冲右突，为其寻求“跨越式发展”的动力源。上世纪末深圳就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协商，计划将该校迁至深圳。据说后因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不愿意离开西安而搁浅。

　　2000年，深圳市政府与清华、北大、哈工大等国内名校合作，组建大学城。这些都是深圳谋求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大手笔。

　　对于深圳而言，朱清时更像一个偶然因素，当他扛着教改大旗南下，迅速将南科大改革“标签化”，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其敢言敢行之作风，可以说远远超过深圳官方的预料。

　　但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今日之中国已非三十年前之中国，今日之深圳亦非三十年前之深圳。这也是南科大一改昔日凌厉“攻势”，以最大热情向教育部申请“转正”的原因：与其不顾一切在体制外左冲右突、四处碰壁，不如先争取合法平台，再图改革发展。

　　对于深圳高教改革的前景，李均并不悲观。“在中国，高校改革还是要靠政策推动，国家要在大方向上给予改革以支持，但却不宜涉及到太细节的部分，要给高校足够的空间。”他同时劝告政府、市民乃至学者不要太心急，“办大学不是办公司，操之过急想让它尽快出效益是不行的，要把大学当做大学来办。”

　　高教改革尚未成功，南科大仍需努力。短短数年来，在极具戏剧性和风险的跌宕起伏中，南科大为深圳乃至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如邓公所言，无论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无论南科大选择怎样的改革策略，只要有朝一日成功，便对得起三十年深圳高教梦。

　　■南都视点

　　南科大昭示：重温改革魄力

　　深圳的高校史，是由一串串感动的细节组成。

　　1983年1月，深圳大学申请创办，9月开学，历时不到8个月；1993年9月，深圳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未获“准生证”，深圳市政府同意招生，第一届59名学生入学；2010年12月，南科大招生权仍未获准，自主招生，首批45名怀揣梦想的少年入学……无一例外，开学时，三所院校校园均未建成，只能“寄人篱下”，且行且看。

　　敢闯敢试的背后，突现的是深圳官员的改革魄力，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担当。

　　回首曾经，年近八旬的深大创始人之一胡经之以为，深大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教授治校，没有官本位，没有那么多层级和条条框框。

　　历史是面镜子，能反衬当下南科大和朱清时的窘境。如今创办南科大，经济条件远非当时能够比拟。曾高调要“杀出一条血路”“不能再等了”的朱清时，有着不输前人的豪气和胆魂。但，从四处奔走呼告信誓旦旦，到如今沉寂无声直言“很危险”，这一明显的转变，虽不能断言南科大失败的命运，但确让人有更多担心，进而生出一股悲悯之心。

　　结果的导致，是由诸多因素交织而成。其中一点，评论家周瑞金所言切中肯綮。他说：改革推进乏力，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不敢放手改革。

　　古罗马西塞罗说：有勇气的人，心中必然充满信念。南科大，我们给你请安。南都记者普德法点评

　　大事记

　　1983年

　　1月22日，深圳市委、市政府向广东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创办深圳大学的报告》。

　　5月10日，教育部批准增设深圳大学，设置16个专业，1983年部分专业开始招生。

　　1984年

　　9月，深圳大学推出首期改革创新方案，以改革大学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包括：实行校长负责制；改革人事管理制度等。

　　1992年

　　12月，广东省召开高等教育工作会议，贯彻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

　　1993年

　　1月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步伐的决定》，提出“进一步理顺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高等学校是具有法人地位的办学实体，应赋予其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