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高速发展，带来城乡结合部的巨大难题。

　　唐家岭，北京著名的城中村，位于海淀北部，本地人口5000，集聚流动人口5万，“蚁族”现象闻名国内外。环绕着首都，三环、四环、五环间，20年间逐步聚集起这样的“唐家岭”。打开2010年的卫星图，可以看到这一北京的特别生态。流动人口的无序集聚，火烧连营的安全隐患，叠床架屋的笼居困境，刑事高发的特殊状态，社会学家称之为“城市病灶”。

　　它们的未来在哪里？城中村能否搭上科学发展的列车？结合部居民能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受益者吗？

　　2010年初，北京开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探索，启动城乡结合部50个重点村建设，21万人进行搬迁，100万人分步疏解。“推动城乡结合部建设是关系首都科学发展的一场攻坚战。”记者跟踪这一涉及面积85.3平方公里、悄然推进的社会变迁。

　　下定一个决心

　　在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矛盾最尖锐的结合部地区，都市病易患难治，根治须尽早

　　早春的微风中，记者来到唐家岭，喧杂的“城中村”不见了，拆迁腾退的旧村宅基地上将诞生一座森林公园，成为中关村国家创新示范区核心区的“绿肺”。唐家岭村民们的新家，则安在航天城南侧，预计今年年内即可入住。

　　改变始于两年多前。2009年12月，北京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城乡结合部问题。

　　数万字的调研报告，50分钟的影像资料，对全市近千平方公里城乡结合部进行了全景扫描。中心城内的结合部面积约753平方公里，普遍存在违建严重、安全隐患突出、环境卫生恶化、交通秩序杂乱、基础设施不足、治安隐患严重等六大问题。问题凸显的50个村，分布在9个区，涉及73个行政村133个自然村，面积相当于东城、西城之和，户籍人口21.4万，流动人口超过100万。如唐家岭，几乎家家“种房”出租，“5000人的水管，5万人用”……2009年的统计，全市70%的治安、刑事案件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地区。

　　唐家岭、吴家村、夏家胡同……按现行体制和推进时序，这50个重点村逐步实现城市化，要用20年。

　　会议最后决定：下决心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体制机制，对这些区域整体建设改造城市化，使这里的群众全部妥善安置，外来人口合理安排，区域产业健康发展，绿色空间同步实现。之后再逐步拓展到全市227个村庄。

　　决心从何而来？此前，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等领导同志多次深入流动人口聚居地调研，对此问题关注已久、深思已久；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逐年都有相关议案、提案提出。决心更来自一个清醒判断：城乡结合部是首都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矛盾尖锐的地区，重点村是城乡结合部这些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城乡结合部建设是世界性难题，不少发展中国家的首都都有贫民窟现象，一些发达国家的国际性大城市也难以避免，1992年洛杉矶大骚乱、2005年巴黎大骚乱、2011年伦敦大骚乱等都与贫民窟现象脱不了干系。都市病，易患难治，北京推进科学发展，不能任其滋长，必须尽早根治。

　　接着，北京把城乡结合部城市化建设写入了“十二五”规划，确定为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先行示范区，计划到2015年基本完成改造，50个重点村作为先导首先完成。

　　50个重点村建设是应对大背景中的历史性挑战，要有挑战世界性难题的决心，要有破解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的勇气。2010年2月26日，北京市召开城乡结合部建设动员大会，正式启动50个重点村的建设改造。

　　明确一个认识

　　拆迁中，农民利益处于最脆弱的位置，政府要充分让出收益，真正让农民看到，他们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首都50个重点村同时改造，没有现成模式，没有现成路径。一年间全面推开，突破点在哪里？如何赢得村民的认可和支持？

　　北京的选择是，以人为本，真正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北京市决策层要求首先明确一个认识，重点村建设虽要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但农民利益处于最主要、最核心、最脆弱的位置。“核心是解决好农民的出路问题。”

　　摸底调查表明，村民们盼望是具体的：很好的住房、稳定的就业、完善的保障、优良的公共服务、现代化的社区管理，成为有资产的新市民。但一旦触及拆迁，他们便开始担心，拆迁如何补偿？回迁房能否称心如意？宅基地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集体资产还有没有？眼前的房租收入没了，自己就业能力不足，将来的生活怎么保障？

　　回应农民期盼，也得益于现阶段的发展成果，北京市的建设方案中，政府充分让出收益，把农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

　　50个重点村拆迁整理出来的45平方公里土地，7.8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3.3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公共基础设施，16.9平方公里用于平衡建设资金，完善城市功能。这确保了农民安置能上楼、农民长远生计有保证、城市长远发展目标能够实现。

　　记者走访50村，从村民一言一语中探听他们在改造中的收获：一是合理搬迁补偿，人均50平方米回迁安置房，扣除购置房款后人均剩余约27.3万元现金；二是有资产权益，集体经济组织的实物补偿资产不断增值；三是有新的就业岗位，也有了更好的创业环境；四是有城市居民的保障……

　　这种多元补偿模式，眼前利益看得见，长远利益有保障，赢得了农民最大程度的认可。

　　把农民的利益高高举起，体现在工作细节中。

　　工作启动前，50个重点村的党支部书记参加培训班，从政策法规到工作方法，全程培训；接着，干部包村驻点，逐家走访，解释政策，倾听需求。拆违建，党员带头，一位村党支部书记跪在母亲面前磕了三个头，带头拆了自家兄弟的违建。

　　真心换来真心！事实证明，只要政策合理，干部讲清楚，讲得到位，老百姓真通情达理。50个重点村建设开始近两年来，推进整体平稳。

　　创新一个机制

　　“调、拆、建、转、管”五大任务，集成10类33项政策，诸多部门协作，提速行政效能，激发融资智慧

　　有人说，重点村建设是天翻地覆之变——改变已有成百上千年的农村社会形态，破解固化了60年的城乡二元体制，解决存在20来年的发展矛盾。尤其是，这50个地区大多是首都历次城市化遗留下来、市场力量难以解决的“硬骨头”。

　　北京确立了五大任务：“调、拆、建、转、管”。

　　调，包括调规划、调立项、调土地等，本质是调城乡二元的体制性障碍，赋予农民以资源权。拆，是旧村拆除，本质是破掉原有生产、生活、生存方式，同时拆迁补偿赋予农民合理财产权。建，包括建回迁小区、建集体产业等，赋予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转，包括转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转居（解决农民社会保障）和转移就业，本质是赋予农民以市民一样的平等权，成为有资产的新市民。管，管的本质是运行方式，加强基层民主建设，赋予农民民主权。

　　一系列难题中，最突出的是钱和地！

　　经初步测算，完成整体迁建，资金需求2321.1亿元。

　　钱从哪里来？北京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在探索中总结了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实行了土地储备政策。国土部门为重点村建设优先安排用地指标，优先统筹融资抵押物，优先土储上市，用“昨天的钱”平衡资金。金融监管服务部门积极搭建政银企沟通平台，推广土地储备贷款、委托贷款、股权投资信托等七种融资模式，推出专项金融产品，用“明天的钱”启动资金。市政府为重点村大市政建设计划投入138亿元，建立风险应急资金，设立3亿元拆迁奖励资金，用“今天的钱”激活资金。

　　优惠政策集成使用，全市共汇集了绿化隔离地区建设、规划、立项、土地储备、拆迁等10类33项政策，在50个重点村发挥叠加效应！

　　地向哪里要？城市化过程中，50个重点村附近的可用土地资源几乎规划建设完毕，剩下建设用地资源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现存矛盾和问题。一个村的建设，涉及一个乡的规划实施，这就是重点村资源紧张的现实。因此，规划部门“一村一策”调整规划，充分与村民协商，反复研究，方案常常是跨村统筹、跨乡统筹甚至跨区统筹。

　　其他职能部门也从建设需要出发，创新机制，优化流程，重点村建设项目全部进入“绿色审批通道”。

　　规划理念的解放，融资智慧的激发，行政效能的提速，党政部门和金融机构的齐心协作，令50个重点村的建设快马加鞭。

　　实现一个目标

　　消除“城市病灶”，让农民带着资产上楼，成为“四有”新市民，城市获得发展新空间，实现了城乡双赢

　　“带着资产上楼，大红门村的村民不用为今后的生活担心了。”村党支部书记于连山高兴地说。

　　丰台区大红门村拆迁结束后，村民发现，政府给村集体留出了产业用地，村里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村集体进行股份制改革，原有资产和产业用地开发收益权变成股份，量化到了每个人头上。

　　目前，50个重点村全部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已有37个完成；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已启动，已有13个村基本实现；各村都制定了集体产业发展意见。

　　区别于有些地方“用土地换社保”做法，北京的重点村建设中，农民不再是“按比例转居”，而是“整体转居”。20万农民正在成为市民！

　　“转居”后，原村集体仍是剩余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农民仍拥有剩余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及其收益。按照劳均50平方米标准为重点村规划的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成了“离开土地的农民”的又一重保障。

　　如何引导农民用好补偿资金，避免“开着宝马扫大街”现象？北京在补偿资金到位的同时，带着理财专家入村入户，帮助农民了解金融安全，指导理财。

　　“城市病灶”的消除，也为城市带来更大更美的发展空间。16.9平方公里的平衡资金用地，有的提供了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用地，有的解决了周边大学的发展空间，有的保障了高端产业的发展……还有13平方公里用于绿化。

　　对搬离的流动人口，北京市也出台了服务措施：一是妥善安置打工子弟分流上学；二是建设公共租赁房提供居住，目前已向外地户籍人士开放；三是由村集体统一管理农民富余房屋，提供更规范租赁服务；四是从人口规模规划公共服务，提供更好的社区公共服务。

　　两年，50个重点村沧海桑田。北京市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城乡结合部建设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探索，留下了“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建设模式，也解决了历史问题，落实了城市总体规划，锻炼了一批会做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干部。

　　这就是50座“唐家岭”的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