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职员）

　　户籍制度改革有突破性进展。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对外公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这份通知实际是国办于2011年2月26日印发，时隔一年与公众见面，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详见昨日河南商报A03版）

　　如何解读这份“积极稳妥”的户改新政，可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倒是有两个细节，在严肃的解读之外，有益于我们对新政的把握：一是这份标注“2011年2月26日印发”的通知，时隔一年才与公众见面。二是就在这份通知面世的当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畅论改革，“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这些看似细枝末节、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注脚，鲜活展现出户改的背景：积弊重重，不改则危；利益纷纭，改则动心。

　　户籍改革是一个平权、赋权，盘活社会资源、重整结构要素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是城乡落差，改革的主旨，就是要在“城门”上做文章。理想化的办法，是拆除门槛、废弃“城门”。但问题是，眼下而言，让挤破脑袋的“北京户口”与边远山区的农村户口等价起来，既不现实，也不理性。一是诸多城市未必有容纳“穷亲戚”的心；二是客观上他们也没有拿出公共资源招待“进城者”的力。

　　因为有“积极稳妥”的前提，新政难免会体现“留有余地”的特征：一者，这次户籍改革，特别强调“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与户籍脱钩，这也进了诸多新闻的标题或导语，但冷静下来看看，这三者与户籍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弱，倒是绑架在户籍之上的住房、高考等核心问题，是亟待纾解的顽疾。遗憾的是，一个“等”字，估计也令地方部门在执行的时候有了自由裁量的机会。二者，城市承载能力再次成为“拆门”或者“多打开一点空间”呼声的挡箭牌，没有任何数据可以考量的“荷载能力”，常常成为“关门”的不二理由。但是，我国香港及日本东京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的极限是个悖论的命题，人多或者人少，只要遵循了市场逻辑，断不至于酿成灾难。

　　面对户改，我们经历了1978年之前的严格控制，也尝试过1984年之后的“开门迎客”，直至2001年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每一次转身，与经济社会的转型相辅相成。户改，不只是兑现宪法公平权益的政治大戏，更是适应社会存在的经济体制。先赋差异下的户籍区隔，已经滋生出“同命不同价”等症结。如何打开“城门”悦纳每个公民——这不是讨价还价的愿景，而是必达必至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