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法学家公共知识分子

　　在博客上，他的名字是“守门老鹤”，熟悉他的人直接称他为“老鹤”，更多的人叫他“贺老师”，他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学界，他被视为司法改革的坚定派。

　　贺卫方无疑是中国当今法学界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作为一名身处转型时期的法学家，贺卫方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探索所取的是一种知识角度的进路。在他看来，所有最基本的法律概念都离不开城市生活，而当下中国和中国的城市里，“我们仍然需要有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们奔走呼号，使得我们的制度建设上轨道。”

　　01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说明中国的法治还有希望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城市生活都更需要法律，并具有向周边辐射的功能。从人类历史上看，是城市创造了更具现代意味的法律，西方法治的历史发展也揭示城市孕育法治这一历史事实。美国著名学者伯尔曼的相关研究证实：欧洲现代城市和城镇的产生都有赖于城市法律意识和一种城市法律体系。英国学者泰格和利维也认为，西方城市的商人法直接催生了近代的资本主义法治。“从西方法律传统来说，古罗马达到古代法律水平的最高峰，罗马法也是西方大陆法系的最直接渊源，而罗马文明是城市文明，所有最基本的概念离不开城市生活。”贺卫方指出，商业社会有别于农业社会之处是其对法治有着内在的需求，而城市作为商业社会的载体，也就必然担负着法治的先导作用，并催生法治。

　　尽管人类的集体生活需要规则，需要各种强制力来保证规则得到遵守，但在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里并没有诞生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已经提出来了，乡土社会对法律的要求不高，需要的是规矩，他们安土重迁，有凝固的生活，长久的关系，是一个熟人社会。”贺卫方指出，“城市高度流动的陌生人间的各种利益交换才要求并创造了更为明确复杂的财产、合同、贸易、保险、金融、证券等法律，各种通过法律组织建构起来的机构；这种城市环境当然也汇集了更多的投机者和不轨者，鼓励并在此意义上创造了更多严重侵害和伤害他人的机会主义者和罪犯，由此需要专门化的强有力的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系统。在欧洲历史上，商法特别重要，而且它不是由法律人编撰的法律，而是商人在日常交往中发展出来的。”

　　贺卫方认为，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法治还是有希望的，“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出现了所谓城市化的过程，也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相应的法律制度都在逐渐健全。”

　　02 法律人的存在是为了守卫城市共同体的价值

　　贺卫方才给自己取“守门老鹤”这个网名。在他看来，以律师、法官、法学教授为代表的法律职业人在现代城市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如果说诗人的存在是为了描绘一个城市的美，那么法律人就以守卫城市共同体的价值而存在。

　　贺卫方直言，“律师是市民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欧洲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来说，律师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我们说市民社会，英文叫做C ivilSociety，其中civil的含义是文明的，它要告别野蛮。一个社会用什么东西标志着走向了文明？文明的最重要的标志是这个社会的冲突能够在法庭里面通过理性的方式获得解决，律师与检察官用专业的话语交锋，大家都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法院保持中立，判决得到尊重，这是最文明的方式。相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理性公正的法庭，人们只能诉诸私力或暴力，那就不是一个文明社会。所以，律师是否得到尊重和发挥其职业的功能，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一个标尺。”

　　城市轨迹

　　贺卫方大饥荒年间出生在山东牟平县，18岁离家，远赴巴渝读法律，在年龄差距极大的78级里是最小的学生之一。四年后到京，读外国法制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留中国政法大学，做不讲课的教师，编辑《比较法研究》季刊。在中国政法大学蜗居十年后转会北大，成为讲课的教师。作为学者，贺卫方的“鹤踪”遍布天下，重庆和石河子是其中颇有意味的两站，重庆，红岩下的西南政法是他法学道路的坐标起点。而石河子，是贺卫方支教的地方。

　　来到石河子之后的贺卫方做起了“边塞诗人”，并且对边地文化有自己的思考，“石河子并非典型的新疆城市，而是一个移民城市、军垦城市，现在很多市民都是兵团二三代。在1950年之前，石河子还是一个只有7户人家的村子。典型的新疆城市是喀什，在中国，还有喀什这样的城市是非常幸福的，不出国就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

　　■深圳观

　　深圳印象

　　贺卫方曾造访深圳多次，除了在这个移民城市不会产生“异乡人”的感觉之外，他还以学者的敏锐嗅觉察觉到了深圳的不同，“据我的观察，深圳市民有更强的权利意识，比如对政府开支公开的要求，比其他地方更强烈，他们试图介入公共事务，表达自己观点的愿望也更强。”

　　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深圳再一次成为讨论的焦点，无数人期盼着深圳能像当年一样在如今这个固化的社会杀出一条血路。贺卫方回忆，当年邓小平有过在现在看来依然激动人心的主张。

　　贺卫方搬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化辐射”的理论作解释，新文化首先接受的部分是器物层次，因为器物只能及于生活的表面，不会引起反抗；最后接受的才是思想意识层次，因为它触及观念和灵魂的深处，易于引起反抗。“普通法离不开一批受过普通法教育的法律人，甚至也离不开英语，香港法庭曾有过普通法汉语化的打算，但是试验之后发现没法实施。”诚然，汤因比的理论是学理上的解释，而深圳乃至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困境要严重得多，所以他坦言。

　　采写：南都记者赵崇强

　　图片：被访者供图